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     

关于《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给司马光回过几封信?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用书信形式写的颇具特色的说理散文,它语约义丰,概括了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变法。这一改革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与他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庸懦士大夫的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的第二年,官绅豪右的代表人物司马光(时任谏议大夫),一方面上表神宗皇帝,攻击王安石,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犹冰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批判性分析及其现代化

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面而又深远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整体主义、等级制和人治主义的历史积弊。为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适应现代政治生活,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关系,培育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政治认同意识。     

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

两宋之际,程门高弟杨时为尊师门,力行工程之道,不仅利用宋室南渡后自己政治地位的提高,在现实政治中主张罢黜王安石配享孔子及其新法,更从理论上批判了王安石新学的不知天道、不知性、溺佛道、重财利等众多的"不知道"之处,以此提升洛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杨时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不仅体现了宋代学术的门户之争,更展示了洛学与新学这两种学术思维路向及价值取向的差异.     

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浅探王安石散文中的创新意识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最具创新意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思维成果多是以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文章对其散文中三破定势的思维特色进行分析,发掘他身上所具有的蔑视权威、离经叛道、不苟流俗的思维品质,从而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其散文的思想价值。     

论韩非、董仲舒政治思维方式的异同

绝对主义是韩非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他否定矛盾双方具有相互依存、相互调合的可能性,最终走向独断论。整体主义是董仲舒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天、地、人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协同调适。然而维护君权至上,则是这两种不同政治思维方式的共同旨趣。     

在场主义散文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和影响

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是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主要借鉴吸收了现代西方现象学和解构主义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在场"思想,在场主义散文理念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的"尚质"文艺观的回应。在继承以往有关"在场"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在场主义散文理念代表人物也有所批判和发展,并赋予了"文学在场"以一定的新的内涵。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主要体现在其核心概念"四非"说和"五性"说上。在场主义散文的文学在场观,既体现了一种对传统的僵化的散文观的消解精神,也体现了一种坚守文学的意义、真理和社会意义的主体性和现代性精神。在场主义散文的兴起及其散文理念的提出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标杆,对扭转当下文坛的一些浮泛风气具有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成法治国家

人治和法治是治国的两种政治思想,或者说是治国安邦的两种方式。人治即人伦之治,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和治国之本。人治集中体现于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统治者的贤明是治国的关键。法治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     

论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观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理想社会观进行了评析,认为西方政治哲学的价值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是构建理想社会的政治思维,理想社会体现了智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传统,理想社会建构关注财产关系的安排,制度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理想社会的生长点.     

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世界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地位.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世界主义是一种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的、以"个人"为关注中心的重要分析视角,它愈发具有影响力.世界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经了古典世界主义、现代世界主义和当代世界主义三个阶段.当代世界主义主要被用于分析全球分配正义问题,非常强调正义原则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并不像古典世界主义和现代世界主义那样较为强调世界公民身份.     

论《理想国》中"贤人政治"的思维特质及其意义

城邦伦理与个体伦理是柏拉图构造"贤人政治"的两个重要的权力伦理视角,集中地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整体性思维、个体伦理思维以及人治思维.在剖析"贤人政治"构造过程中的政治思维特质后,本文进而批判性地反思了中国传统的"好人政治"问题.     

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     

浅谈近代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特点

对一个无可质疑的知识的阿基米德点的追求使得近代认识论形成为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但在不同的侧面,基础主义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客观主义、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作为基础主义在某一侧面的反映,都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有关,它们共同构成了基础主义认识论的特点。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生学形态隐含了权力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注重实质合理性的形式特征 ,并造就了刑法刑罚化、伦理化的契机。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以刑去刑在试图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上是一致的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超稳定秩序追求的内在要素。刑法的渗透性、包容性和以礼入刑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形式特征。此外 ,我国传统刑法文化体现了社会控制中的泛道德主义 ,由德治到人治导致独裁专制 ,使法律规范淹没于外在强制的权力秩序中 ,阻却了法律的形式化和形式理性的成长 ,从而阻延了法律的进化。在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 ,必须引入现代司法理念 ,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当作刑法文化并重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