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诗·品味·赏玩--论宋代诗学背景之转换

宋代诗学以其赏玩精神 ,既不同于先秦两汉诗学的用诗立场 ,也不同于六朝至隋唐诗学的尚情的品味的态度 ,显示出古代诗学发展的巨大转向。从非功用的线索出发 ,我们把握了赏玩精神的一个内涵———诗歌地位下降 ,乃至沦为“玩物”。从情感超脱的线索出发 ,我们追溯到了赏玩精神的另一内涵———理性、感性兼具的赏玩不已的诗歌认识模式。这是宋代诗学的新气象 ,也是传统诗学中极富民族特色之处。     

白居易与宋诗

主要采用以宋证宋的方法,运用宋代诗学中的有关资料,比较仔细深入地讨论了宋代诗坛上对于唐代诗人白居易诗歌的批评与接受,勾画出了其发展线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论者所表现出来的主要观点与他们的异同,从而显现了白诗对宋代诗人的深刻影响。文章实际上是一篇有关宋代的白居易诗歌接受史的论文。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

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宋代特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诗学认识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因为儒学复兴,宋人大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自觉以儒家道德伦理的最高标准作为精神追求,因此,宋人首先就从儒家道德伦理角度解读黄庭坚的诗歌,对黄庭坚的君子人格进行颂扬和推崇。另一方面,宋人面临唐代诗歌的成熟和完美,时时想要有所突破,建立宋诗独有的特色,于是他们又从诗歌技艺与创新的角度切入,对黄庭坚在诗歌上的成就作出评论。总之,宋人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表现出宋代特有的诗学观念,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诗学思维方式。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柏拉图论诗歌的合法性

历来的柏拉图诗学研究者多认为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敌视艺术。但是从柏拉图整体的诗学观念出发,从诗哲溶一、诗的分类、玄化诗学、实用诗学四个角度去解释柏拉图的诗学思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柏拉图非但不敌视诗歌艺术,反而为确立诗歌的合法性地位做出了尝试与努力。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但对柏氏的诗学思想有了一个总体的客观的梳理,而且对于柏氏的诗学艺术贡献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诠释视角。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