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窃符救赵》疑义辨析两题

《史记·魏公子列传》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俾倪”一词究竟是描摹谁的表情举止?二是侯赢自刭的原因何在?现不揣浅陋,提出来就教于方家.一、俾倪者是朱亥而非侯赢每读《史记·魏公子列传》,总是被迎侯生一节的传神描写所吸引,同时也为“俾倪”一词究竟是描摹谁的表情而困惑。现行《史记》标点本及各种选本,虽然标点有所不同,但“俾倪”一词系表述侯生的情态却是一致的,《辞海》、《词源》中的“俾倪”条也不例外,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史记》的"复笔"艺术

“复笔”艺术在《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使《史记》增色不少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

司马迁曾多次说,《史记》是效孔子《春秋》而作,当壶遂把《史记》和《春秋》比论时,他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那么,《史记》和《春秋》的关系如何?二者有何异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演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史记》、《春秋》撰作的目的和方法略加比较。     

《史记》价值论论纲

《史记》原名《太史公》,这就是说,它本来与《庄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之类是一路货色,专门阐述自家哲学思想的。但史公何以不学庄、孟之徒,写一部空谈哲理的书呢?据他自己的解释是:“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确实,倘若我们能对他所写的那些“行事”稍作“深切著明”的分析,则将看到他的价值观在《史记》中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艺术表现。 一、崇尚生命价值。先前,我们总不解史公这个治过《公羊春秋》,尚耻观念的极强的人,何以要自请官刑,忍辱负重地苟活于世而不能象屈原一样“杀身成仁”?有人解释说是意志坚强的表现,但这很难令人信服:据此逻辑,屈原就不坚强了么?其实这是史公崇尚生命价值的表现。     

试论司马迁《史记》著录人物的标准

《史记》在汉代已被誉为“实录”,班固言:“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当然,作为《史记》主要组成部分的本纪、世家、列传首先体现着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司马迁记载了上自帝王,下至农人、俳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论《史记》的小说艺术

<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文学成就.《史记》的史学价值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它的文学成就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并且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但是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是不够确切的.从文学角上来看《史记》中那些成功的,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应当属于早期的中国古典小说范畴.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左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

《左传》儒家经典之一。是《春秋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它是一部给《春秋》作注作解释的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名著。它在我国史学、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该书成于何时?作者是谁?在汉朝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时期鲁国人左丘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卷十四,册二,第509—510页)。东汉班固在《史记·艺文志》也坚持此说。后来,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天问》新解二则

“重泉”和水牢“汤出重泉,夫何罪尤? 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天问》) 王注:“重泉,地名也。言桀拘汤于重泉,而复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审也。”洪补引《汉书·地理志》说“左冯翊有重泉”。引《史记·夏     

说说散文的“散”

散文的“散”,原义是指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骈文、韵文对称而言的文体形式.“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鲁迅:《做文章》).确实,先秦的诸子散文也好,历史散文也好,后来的司马迁的《史记》也好,它们都是“不骈”的,文句错落,接近口语.什么时候“骈”了的呢?魏晋南北朝.那时候的风气是以写骈文为时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敦煌氾氏家传》与先周世系

先周世系,尤其是后稷、不窋的父子世系,自司马迁以降,争讼不清。争讼的焦点,围绕《史记》形成“世后稷”“夏之衰”“失代数”三个中心问题。敦煌遗书S.1889《敦煌氾氏家传》的重见天日,为解决这一争讼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敦煌氾氏家传》大致为前凉或隋唐初期作品,在时间上比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都还要早一些,因而更具价值。通过传世文献、敦煌文献考察,认为虽然西周早期可能存在一定的代数阙失,但代数的阙失与后稷、不窋父子世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后稷、不窋之间的父子世系可信性较强,《史记》“后稷卒,子不窋”的说法仍然可靠。     

“实录”:《史记》的神髓

《史记》一书,体大思精,史文并茂,前无古人。它是对先秦史家“实录”精神的继承与光大,是“实录”精神的伟大结撰。“实录”是其神髓,正是这种“实录”精神,使这部巨著卓然特立而为“史家之绝唱”。最先指出《史记》是一部“实录”的,是扬雄,而作精到阐释的则是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我以为班固这个评价,抓住了《史记》内容上最本质的特征,言简意赅,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