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抗清义士夏之旭事迹考辨

夏之旭是明末江南抗清义师领袖夏允彝之兄。在清兵过江后,参加了抗清义师。夏允彝殉难后,又与侄儿夏完淳一起从事秘密的抗清活动。但他的抗清事迹,却因殉难时自书的《绝命词》之故,披上了一层迷雾,致使后人辨析不清,产生误解。加之同时代人所留的史料,皆因各种原因而语焉不详,故使这位抗清义士的生平事迹一直汉没不闻。本文通过一些明遗民所记的史料,一一加以辨析。确认了夏之旭生平中的主要活动和事迹,从而扫除了落在他身上的历史尘埃,还了他的历史本来面目。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古文经学与东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专制体制下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古文经学冲击了士大夫政治的礼治系统,分化了"士人"与"士大夫"群体,但同时促进了"儒生"与"文吏"结合,加速了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古文经典丰富了儒家思想理论体系,使其摆脱了东汉时期的空疏与晦涩,更具有活力。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士大夫政治也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加稳固。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士大夫情怀与刘禹锡词

在中唐文人中,刘禹锡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因而其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同样影响了他的词创作。政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作者选择了词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他的词表达了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也充溢着对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词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主,韵律上也和近体诗创作相类似。这些因素使其词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但这并不是词人在词创作上的新探索,而是与他的士大夫情怀密切相关。     

求索东西天地间——利玛窦论人性与道德

明末传教士来华使中西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实质性对话成为可能。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历史公案。确实,这次对话既使当时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分享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并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观念,同时也使稍后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通过传教士的报告和介绍中国文化思想的著作吸取了中国哲学思想中有益的观念,为他们的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张大其军。这虽然与传教士们的主观意图相左,但世界文明却通过这种“理性的狡猾”(黑格尔语)获得了向前推展的动力。     

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探析

宋代是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文人士大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却处处凝聚着一股归田、退隐、出世的思想,凸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隐逸思潮。宋代士大夫隐逸思潮的盛行,不仅与宋代冗官、闲官政治紧密相联,也与宋政权对文人士大夫的牵制以及朋党之争息息相关;宋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儒、佛、道三教融合的社会思潮,则使他们能够在当世之志遭受挫折之际,退而出入佛道,用佛道出世远世和遁隐的精神解脱自己;宋代文人士大夫自省、内敛的心态和审美趣味,使他们在审美意象上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体验和对平淡闲适生活的追求,并由此将退隐作为体验自由、寻求心灵解脱和淡泊澄静的一种生活方式。     

从郭嵩焘的悲剧看近代中国社会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一位悲剧性的人物。他于光绪初年出使英国兼使法国,以清醒和敏锐的目光审视了泰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精神风貌,描述并分析了英国的先进和中国的落后,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主张。但却不容于主张用夏变夷的正统士大夫,亦受挤于只知道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洋务大员。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 1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光绪初年奉命出使英法。对进士出身的郭嵩焘来     

《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评介

宋代士大夫在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颇具典型性，其文化品格、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等方面对后世都有较大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虽然不时有人对其进行专题或个案研究，但很少进行整体性探讨。郭学信同志所著《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版）一...     

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

一、司马光《记闻》的撰写和整理司马光在宋哲宗初年身居相位期内的一些政治设施虽基本上无足称道,但他在当政之前的十多年内所主编的《资治通鉴》,却真正称得起是一部空前绝后的编年史巨著。他虽然不曾像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那样,标举出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其著述宗旨,但每一个读过这部二百九十四卷大书的人,总都可以体会到,他确实也是把司马迁所标举的宗旨贯穿在全书当中了的。     

弗朗西斯·杰弗利对华兹华斯《诗,两卷》的批评

华兹华斯的个人诗集《诗,两卷》并没有给他带来《抒情歌谣集》般的光环,却让他遭受到了一场沸沸扬扬的批评大潮,这当中以弗朗西斯·杰弗利为首。他虽然在自然观、政治观和文学观上与华兹华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审美观上两人却相去甚远。由于他的尖刻嘲讽,直接导致了华兹华斯诗人声誉的长期低迷。但他在评论《诗,两卷》时,只选取了其中一小部分抒情诗进行批评,这样片面地去评论华兹华斯是不客观的,也根本无法正确理解华兹华斯在《诗,两卷》中所要表达的本意。     

孙慎行《玄晏斋困思钞》的文本问题与晚明政治环境

孙慎行是晚明著名的士大夫,曾亲身经历明末党争与三大案,而他的儒学成就也被黄宗羲称赞为东林之学,泾阳导其源,景逸始入细,至先生而集其成矣。《玄晏斋困思钞》是孙慎行多年文钞的汇编。该书根据儒家四书经典的意旨表达了作者对明代经学的思考甚至是对晚明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思与总结,是一部发挥意见的经部四书类书籍。本文从《困思钞》的文本问题出发,利用书中所收条目的时间序列,反映孙慎行在晚明政治环境中思想的变化及其对世态变迁的认识。     

钱谦益人生悲剧原因浅析

钱谦益是明末一文人 ,以诗、文、史见长 ,且颇有成就 ,但他的兴趣却在官场 ,官场为政确非其所长 ,屡次受挫。明清朝代鼎革 ,他对新朝寄予希望 ,企图在新朝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他选择了降清 ,但作为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士人 ,降清后的内心自我折磨促使他很快辞职南归 ,然而 ,家居后的钱谦益不但没有解除内心折磨 ,反而因为东南地区是抗清中心 ,处在这种环境中 ,其内心的痛苦日剧 ,给抗清人士经济上的支持 ,但仍不能被他人理解 ,甚至不能被自己原谅 ,在悲痛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超然台记》并不"超然"

苏轼的<超然台记>一文发挥老庄思想,游心物外,对人生达到了思维的把握.但他并没有忘情政治.<超然台记>没有摆脱士大夫进退出处的矛盾,实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     

进步与保守的超越:刘锡鸿政治思想及其儒学基础新探

刘锡鸿是晚清第一批出使英国的外交官之一.他在洋务运动时期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目睹了英国政治的状况,这推动他对中国政治问题做进一步反思.以往研究在"进步—保守"框架引导之下,或认为刘锡鸿是一个保守思想家,或认为他的思想内涵保存了支持洋务的进步性而与中国专制的保守性思想相矛盾冲突.但从刘锡鸿对中英政治时状的理解以及清代儒学的视角出发可以看到,刘锡鸿对洋务运动的支持与反对两种意见并非是矛盾的,而是他在儒家思想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理性判断.并且,以刘锡鸿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为后来的救亡思潮酝酿了思想的萌芽.     

论侯方域明末江南之行的文学创作

河南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在明末时期多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他在江南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与江南的官僚、复社名士以及秦淮歌妓广泛交游,深深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其诗歌和书信等作品,是他在江南多姿多彩的人生实录,真实反映出明末江南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侯方域作品中的政治豪情、风雅情怀与乱世哀愁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早期的个性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精神。     

黄道周与宋明理学及朱子学

黄道周是明末著名大儒,他在政治、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以人品气节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由于家乡漳州的朱子文化氛围以及父亲对朱子的崇敬,黄道周早年受到朱子学的很大影响,这使他终生都对朱子非常尊敬。但黄道周身处明末的复杂思想格局,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朱子学学者,由于他对朱子甚至宋明儒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有过尖锐的批评,黄道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藩篱,成为一位兼具汉宋风格又有突出特色的独立思想家。正是出于这种原因,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到诸儒学案。     

子产思想的内在冲突与超越

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子产主张"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但在处理现实政治冲突时,却主张"从天所与",听天由命;他奉礼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但却在执政期间,力主铸刑书;他主张"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反对毁乡校,但他在改革遇到阻力时,乃至遭到国人一致反对时,又能甘冒众矢,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子产思想中虽然存在一些相互龃龉的矛盾和冲突,但子产从"救世"、"苟利社稷"的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这些冲突和矛盾予以超越和化解。该文对存在于子产思想体系中的几大内在冲突和矛盾进行剖析,寻绎其超越路径。     

略论《桃花扇》中对儒家士大夫的批判

作为孔子的后代,深谙儒家之道的孔尚任在他的名著《桃花扇》中,对作为儒家代表的士大夫阶层,虽然也隐微地寄予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期望,但更多的则是对他们或祸国殃民,或无能救国的批判,而赞扬了被孔子认为“难养”的“女子与小人”的侠肝义胆,有勇有谋,并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未来的希望。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家政治观的一大发展。     

“盗贼”与“寒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传世名篇,但其中“忍能对面为盗贼”一句,却历来成为教学中的难点。如果讲得不清楚,会造成学生思想上的迷乱,影响他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更是因此对这首诗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说:“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都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的教学参考书中,虽然没有采取这样的观点,只说了一句“杜甫对顽童的不满是显然的”,但仍然缺乏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