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新史揽要》的诗学改写研究

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译者采取的诗学改写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综合运用显性改写和隐性改写,使译文得以向译入语的主流诗学观念靠拢,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淡化了原语的文化侵入特征。     

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心理分析

广告翻译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能否抓住广告读者的心理.从广告文体的功能出发,分析了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心理,包括读者的需求心理,阅读心理和审美心理.指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立足于译入语读者的角度对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心理差异进行处理,着眼于广告实际效果,对广告原文进行再创造,或改写或变通,不拘泥于译文与原文内容形式,而重译文与原文功能对等,使译文能够符合译入语读者的心理,引起他们的情感需求,从而达到广告翻译促销的目的.     

论英汉互译中的增补翻译

增补翻译是英汉互译中最重要的技巧之一,目的是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和修辞特点,从而使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和精神三方面对等起来。文章从概念内涵意义、所指意义及文化背景三个方面探讨了增补翻译的使用场合。     

论“夫妻肺片”译文的文化吞并现象

本文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指称意义和字面意义背离方面分析了"夫妻肺片"传统译文错误原因。并从文化角度探讨了《中文菜单英文译法》中的译文只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不注意文化移植,会出现"文化吞并"现象。     

广告翻译的跨文化情感传递

广告翻译的目的是将一国的产品推销给生长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人.但由于诸如审美心理、形象思维模式和情感焦点等文化心理的不同,广告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各种情感传递障碍.这就要求广告的翻译以功能对等原则为指导,采用省略、改译等翻译方法,译出符合译入语市场消费行为和译入语行文习惯的地道译文,实现外来广告的当地化,进而打开市场,促进销售.     

对英汉互译中缩句译法的研究

在英汉互译中如何对译文的表达进行恰当处理,关键在于结合语言的语境,使用恰当的翻译技巧,使源语和译入语的表达在功能上能够基本对等,同时又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本文从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及对句子的不同界定出发探讨了翻译技巧之一‘缩句译法’的概念和条件,并通过缩句译法的应用实例及类型分析说明翻译时考虑这些条件和出发点,在某些语境下可使译文简练清楚,表达流畅,增强传意性。     

文化规约在韩国影视剧中文译本中的运用

韩国影视剧的文化性翻译失误主要表现为原作品的文化信息经翻译后,不能为中国观众所理解或接受。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译文背离了译入语的文化规约。为避免这种失误,翻译活动应满足译入语的语法规范、译入语受众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     

逻辑在语言三个层面上对科技译文质量的影响

通过分析翻译、阅读和教学中的一些译例,从词汇、结构以及篇章三个层面讨论了逻辑对科技译文质量的影响。认为在翻译中,要掌握一定的逻辑知识,避免因思维不严密造成的译文表达失误;要学会用逻辑分析判断的方法理解源语,用逻辑思维梳理译文,从而用译入语准确充分地再现原文作者的思想,确保科技译文质量。     

文学译文的语言杂合性——以张译《德伯家的苔丝》为例

文学译文的语言并不像很多学者宣称的那样,是完全地道的译入语.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译文,其语言都是一个杂合体,既有地道规范的译入语成分.也保留了原语的一些特点.通过时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一点.地道的汉语成分和明显带有英语特点的成分有机地结合构成了一个整体,使译文呈现出了与汉语文学作品迥然不同的语言特色,表现出了明显的杂合性.     

从跨文化心理角度谈汉语广告英译的情感传递障碍

广告翻译的目的是将一国的产品推销给生长在另一种文化中的人 ,使后者接受前者。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及经济交流的发展 ,汉语广告的英译也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诸如审美心理、形象思维模式和情感焦点等文化心理的不同 ,广告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各种情感传递障碍。这就要求广告的翻译以功能对等原则为指导 ,采用省略、改译等翻译方法 ,译出符合译入语市场消费行为和译入语行文习惯的地道译文 ,实现外来广告的当地化 ,进而打开市场 ,促进销售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的李霁野诗歌翻译研究——以李霁野的译著《妙意曲》为例

李霁野是我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译著丰硕,但目前学界很少有学者考究李霁野的译介活动。鉴于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可操作性,从“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考究李霁野的诗歌翻译,以其译著《妙意曲》中的诗歌翻译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其诗歌翻译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所彰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及其采取的翻译策略,希望能为李霁野的文学翻译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关于吴宓著译情况的系统分析

吴宓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宽阔,涉及范围很广,在诸如新人文主义、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译介、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研究、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外国诗学与诗歌翻译等多个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对吴宓的学术性文章概况、文学创作概况、出版的专著概况及未刊文章等方面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与述评,无论对于吴宓学术还是对于中国的学术发展,都是一项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     

勒菲弗尔“重写”理论视域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华兹生通过向西方英语世界介绍其英译的《史记》取得重大成就,享誉学界。本文借用勒菲弗尔＂重写＂理论,从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对华译《史记》进行描述性分析,说明华译《史记》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影响下对原文的操纵。华兹生成功地在原文诗学形态和译入语文化主流诗学间求得平衡,达到两者和谐相融。     

类比诗性思维与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以“启蒙”为中心考察

中国现代神话诗歌的兴起,除了源于对神话学理论的译介和传统诗学用典意识的积淀等之外,“启蒙”使命更是关键因素。促成这两者联姻最重要的契机就是类比诗性思维,这表现在新诗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民族神话、传说意象或内质来类比中国现代“启蒙”文化,而类比思维恰恰又是中国神话的鲜明精神结构和国人的思维个性、文化特征。     

空间诗学与翻译文论的合法化

翻译文论是经由语言载体转换而从一种社会空间进入另一社会空间的文学理论及其语际实践形式.它与空间诗学的理论方法策应互动,逐渐凸显为一个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合法性领域,并以其居间性品格和多元系统本质而对当前的西方文论研究有所补正.翻译文论作为文论话语的语际实践形式,发挥着调解、商讨和交换的批评工程功能.对它的研究是文论话语再语境化和文学研究横向超越的有效途径之一.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诗学概论

在世界诗学呈文化走向的大背景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建构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其众多的诗学主题中，历史、意识形态、寓言、阐释是最为基本的，是把握其文化诗学思想的主要线索。     

译诗创格与诗学重诂——吴宓早年英诗汉译活动寻踪

尝试用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来审视中国的翻译家必将有一番新的发现,这点对于个案诗人兼翻译家吴宓的译诗研究同样适用。文章重点追寻吴宓早年译诗方式嬗变的踪迹,说明译者在重写原诗的过程中,因受接受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翻译诗学观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形成迥异的译诗风格,进而讨论他的译诗对早年汉语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     

有根的诗学 ——叶维廉诗学与道家美学

叶维廉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诗学大家,其诗学的根深植于诗歌创作和中华文化,同时又极富理论智慧和世界眼光。叶维廉诗学的特点在于其把诗学建设自觉纳入一种道家文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诠释,或者也可以说是从一种道家文化的眼光来诠释诗学问题。有根的诗学使叶维廉先生的诗学进一步超越了对于文学规律的寻求,而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美学和诗的哲学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