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调解制度探析

古代社会解决纠纷的途径多种多样,调解作为其中一种主要方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介绍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类型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传统调解制度对于古代封建社会的价值所在,认为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点,但是其有益的部分对我国当前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清代民事纠纷调解制度研究

"调解"在古代被称为"调处"、"和对",最早可追溯至西周,至清朝调解制度臻于完善,通过大力的推行调解息讼,把公权力和社会力量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将民事关系的调整纳入了国家权力涵盖的范围内,使调解息讼成为乡土社会自然经济民间纠纷解决的最好方法。所以对于清朝调解制度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一个高度完善的缩影。     

思想、制度与启示：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和制度曾经对世界发生过深远影响,当代美国的常平仓农业制度则根本上是中国古代制度的现代形式,这个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美国解决经济大萧条的道路.作者指出,中国几千年古代文化留下了许多优秀思想,一些思想和制度,比如常平仓制度思想,在当代对于稳定农业生产和稳定经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提出继续发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优秀传统,使古代的思想和现代制度结合,为当代的中国农业制度建设服务.     

昭祥纳瑞抑或维稳消灾：改元制度功能的再分析——基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分析

改元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古代统治者昭祥纳瑞的工具。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发现，改元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维稳消灾。改元是古代应对自然灾害及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为探究中国古代改元制度，采用内容分析法,以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279年的史料文本为研究样本，借助QSR 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聚焦于改元制度，研究改元制度的运作模式及其所具有的功能。研究发现，改元制度是我国古代最高统治者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队伍重整——诉求满足——思想控制——政策调整——反省敬天这五项制度的动态交互构成了改元制度中具体的运作模式，改元制度所具有的强化内部控制、优化社会结构、营造社会氛围、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在进行改元的过程中，统治者不仅重视对客体行为的引导和规范，同时还重视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无论是引导规范客体行为，还是约束主体行为，改元制度都起到了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契约之存在基础及作用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社会,身份关系及契约关系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两个重点.对于古代中国,身份关系一直是由儒家的“礼”所调整,鉴于儒学的发达与较高的传承度,我们今天很容易就能从大量的古籍与相关学术文献中了解古代中国身份关系的全貌,但对于古代契约关系我们却鲜有系统地了解.以中国古代契约之存在基础为出发点,从社会思想、制度保障及立约手段三个层面来认识中国古代契约活动,揭示“诚信”、古代民事法律和立约保障方式三者在中国古代契约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     

试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证人证言规范

证据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重视口供，中国古代社会也重视证人证言等其他种类的证据。中国古代社会证人证言方面的规范内容较为全面，西周、秦、汉时期的证人证言规范，唐、宋时期的证人证言规范，明、清时期的证人证言规范各有特点。     

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平等平均思想

本文认为，平等平均社会思潮是我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中心思想。历代农民起义为实现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先后制定革命纲领，多次采取革命措施。这一中心思想，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具有指导意义。文章并强调，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中的平等平均思潮，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死刑中替代刑的运用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存在着替代刑的运用问题。替代刑在死刑中的运用受到每个时代的影响，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替代刑，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替代刑的种类与每个时代社会的需求与目的有关，整个中国古代死刑制度中的替代刑在总体上又受制于整个死刑制度的制度设置与目的需求。先秦时期主要是流刑与赎刑；秦汉时期是迁徙与宫刑；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徙流；隋唐时期是加役流、配流；宋朝时期是配隶；元明清时期是充军与发遣等。替代刑的发展体现着中国古代整个死刑制度及刑法制度的变迁。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史学开创意义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一部具有史学开创意义的力作，是中国史学发展特定阶段的标志。此部论著中，侯外庐先生在承认人类社会具有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着力揭橥集中国社会的特殊规律。他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城乡问题这一关键的历史现象切入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从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建国原则、发展、性质、差别等角度，说明了氏族制度残余、氏族贵族专政、中国古代变法的艰巨性、中国古代政治和法权理论的特点、各诸候国的不同前途等问题，深入系统、别开生面。不仅坚持、宣传而且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硕果与其深厚、扎实的理论修养及贵疑、求实的学风是密不可分的。     

差异与变异：中国古典诗歌“疾病隐喻”的艺术象征

疾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难题，中国古代落后的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也促使了诗人赋予疾病神魔化的意义。“病”最初是一种医学术语，但是在文学作品中，疾病被赋予了更为广阔的含义，疾病书写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骚客抒发胸臆、寄寓情感的一种独特手法，反映了宗教文化、伦理道德文化和政治文化，有其独特的艺术象征特质。中国古代诗歌对于疾病主题的描写，隐喻着诗人对于自身和对于社会的不同精神态度，同时也蕴含了古人的生命观和艺术观，是中华优秀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分析

＂市民社会＂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古典市民社会理论由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开创并加以初步发展,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实行共和体制下的城邦公民生活,同时,也影响了后世思想家、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拟从＂市民社会＂一词的起源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各自的市民社会理论出发来探讨和把握古典市民社会的特性。     

清末地方自治与民权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在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变迁中,地方自治作为一种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而被纳入国人的视野.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以省谘议局和地方各级议事会等机构的建设为标志,普通民众开始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文本意义上的民权开始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保障,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起点.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论不动产合同纠纷管辖——以诉讼请求权的性质为中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合同纠纷和不动产纠纷分别确定了不同的管辖方式,单从字面上理解,不动产合同纠纷似应专属管辖。但这种理解不仅与各国相关经验大异其趣,而且也没有得到实践的认可。司法实践尝试从合同类型划分着手,对不动产合同纠纷的管辖进行区别对待,但收效甚微。诉讼请求权的性质是确立管辖方式的客观基础,应以此为出发点,将不动产合同纠纷分解为不动产物权纠纷和不动产债权纠纷,前者适用专属管辖,后者则纳入合同管辖的范围。在解释论上,宜对《民事诉讼法》第34条中的＂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进行＂目的性限缩＂式的漏洞补充,即限定为因不动产物权纠纷提起的诉讼。     

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上)

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变化更革非常之大的时期。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这一变迁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举制度本身而言,由唐到宋的变迁虽然很大,但这种变迁恐怕并非质的变化,而仍然属于量的、程度上的变化。其质的变化与其说是在唐宋之际,不如说是在南北朝与隋唐之间。     

不成熟的“市民社会”——当代泰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研究视角

很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后果抱有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随着泰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该国市民社会已经崛起,从而能够大大推进民主化进程和政治发展.但本文通过对泰国主要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和政治亚文化的分析,发现该国政治文化与尊崇民主政治的西方公民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泰国主要社会阶层很少有强烈的民主和社会责任感.此外,人们也普遍缺乏法律意识.本研究表明,“市民社会”是基于古希腊以来西方社会平等、民主的政治关系提炼出来的概念,难以准确地反映泰国的现实社会和政治发展情形.因此,虽然泰国政治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市民流血抗争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意义上市民社会的崛起;泰国的民主政治仍然缺乏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优先权论略——概念·源流·种类

优先权制度之创设主旨是破除债权之平等原则 ,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是正义理念在民事法律制度领域自我注塑的结果。本文旨在考察中国古代优先权之产生演变过程及其外在制度设置与内蕴理据 ,认为优先权体系是中国古代民间经济生活自发产生的有效调控机制并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在分析归纳现行西方民法体系优先权概念基础上 ,对中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 (含台湾地区民事法律 )之优先权范围进行比较并上溯古代中国之优先权体系 ,认为中国古代优先权由优先承买权与优先受偿权两种优先权构成 ,对之加以挖掘 ,不唯有利于还原历史 ,更可从中开发出近、现代民法精神     

论单位、团体内部纠纷的自律性处理与民事审判权的界限

法院审判权能否作用于单位、团体内部纠纷是近年诉讼法学理论界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从现代西方国家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法院审判权正逐步扩大对单位、团体内部纠纷与争议的处理。具体就我们国家而言,民事审判权也有进一步扩大对单位、团体内部纠纷与争议处理的必要,但同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技术事项例外原则;第二、用尽团体组织内部救济原则;第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排除司法管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