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开拓理学与美学研究的新领域——评潘立勇教授新著《朱子理学美学》

近年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内 ,关于宋代文化（包括宋代的理学、文学、史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突出 ,乃至形成了所谓“宋学”。最近 ,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作为“哥伦布学术文库”丛书压轴之作的潘立勇教授４６万字的新著《朱子理学美学》 ,可以说是“宋学”研究中难得的一部力作。学术研究 ,既要尊重传统 ,又贵在创新。《朱子理学美学》一书最大的特色或曰其最突出的贡献 ,正在于首次提出了“理学美学”这一概念 ,并对这一概念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和特征分析。著者指出理学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客观环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伦理本体化与…     

二程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

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由于他们各自走过的学术道路不同,对佛教理论的研究和取舍也各有长短,因而在吸收和批判“佛性说”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风格。对于这一点,二程虽然心照不宣,从未公开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已经在南宋以后朱熹与陆王学派的斗争中显示出来。因此我们说:二程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确定了理学思想的基本格局。二程之间的不问点,只是理学内部的两种倾向,作为整个理学体系来说,是由二程在以儒学为骨干、兼收佛老思想的前提下,共同完成的。 一.在“性即理”命题上对“佛性说”的吸收与批判 佛教各宗派对“佛性”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来看,“佛性”具有三个特征:(一)它是宇宙一切法的本源;(二)“佛性”包含在一切法中;     

宋元人对理学文弊的批判和理学文学观的演变

宋代理学在德、艺关系和文、道关系上走向了重德轻艺和重道轻文的极端 ,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 ,对宋元时期的诗文和文学理论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但程颐等人的主张是不符合先儒垂训的 ,于是在宋元时期 ,许多人起而批判这种文道观 ,批判由此造成的文弊。与此相伴随 ,宋元时期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一方面 ,他们改变了理学宗师们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 ,如抛弃“作文害道”说而提倡“融会文理” ,抛弃“作诗妨事”说而提倡“敛情约性”以为诗 ;另一方面 ,他们对理学前辈提出的一些反文学的文学观做出了新的解说 ,我们称之为“非诗理论的诗学阐释”。由此角度 ,我们也可以审视宋元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 ,特别是与理学影响有关的文学观念的变化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张载的二元论及其唯心主义的归宿

张载,字子厚,陕西西安人。生于公元一○二○年(宋真宗天禧四年),死于公元一○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因为家住在陕西郿县的横渠镇,所以学者称为横渠先生。张载和他的弟子多是关中人,后来称他的学派为“关学”。他的著作多是弟子纂录而成,主要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等。张载是“理学”(亦称“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宋代理学从周敦颐、邵雍开始,经过张载的发展,至程颢、程颐形成了体系,朱熹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元朝脱脱等修的《宋史》把张载的事迹和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五人称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二程

庆历、熙宁之际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其最终的学术成果便是道学或者说理学的产生和兴盛。而在这个儒学全面复兴的历史过程中,二程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为新儒学的产生做出了突出的思想贡献。     

洛学的产生及其思想渊源

“洛学”是指程颢、程颐兄弟所创立的学派,因为程氏兄弟是河南洛阳人,所以传统习惯称他们创立的学派为“洛学”。 程颢、程颐是中国十一世纪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宋代理学由周敦颐为开山祖,经过张载的重要中间环节,由程颢、程颐完成了理学的思想体系,朱熹则集其大成。宋元以后的传统看法,把周、程、张、朱作为理学的“宗主”,并将濂、洛、关、闽之学并称。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洛学”的思想渊源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时,则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及整个思想发展的思潮中加以考察,同时要着重说明“洛学”形成的具体情况。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点粗浅的探索,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韩琦与王安石交游新辨

韩琦与王安石两人由于最初交往时的误解,以及性格、政治主张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没能建立起十分亲密、融洽的私人关系。两人后来又有不同政见之争,但并未成为水火不容的仇敌。王安石在诗文中曾表达出对韩琦的敬重与感激之情。在王安石变法期间,韩琦也没有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没有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对于彼此的人格,他们还是互相敬服的。韩琦与王安石的交游体现出二人宽容大度的胸怀,展现了两位当世名臣的风范,可以驳斥前人对于二人关系的歪曲。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安石变法悲剧新解

王安石变法能在北宋中叶发生,主观上得益于他任鄞县知县时的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成功实践,以及他"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的个性;客观上得力于神宗皇帝对理财的重视及其对王安石的高度信任.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内容有八项,分为刺激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措施和加强武力的备战措施两类.其变法之所以阻力重重、举步惟艰,最后以悲剧收场,主要原因是治国以理财为中心、君臣以求利为要务不为中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所容忍,次要原因是王安石在对待政敌和盟友的策略失当,政治素养和人文素质不够深厚.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沈括与王安石关系研究

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经历了由亲密到疏离的变化过程,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两人在新法的态度上有差异;二是变法派内部的矛盾斗争;三是沈括懦弱的性格。沈括性格上的懦弱是造成他仕途坎坷、家庭不幸的根源。王安石多次指责沈括为“壬人”,有失公允。     

放翁心目中的王安石

王安石在南宋的身后名誉地位较低 ,官方多次诏令贬斥。南宋诗文大家陆游却十分尊敬王安石 ,在他的心目中 ,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人格魅力、学养深厚、诗艺高超、交游审慎的长者。陆游的这些看法 ,一方面渊源有自 ,另一方面也与他自身的人格追求有关。     

以儒解庄：王安石学派的庄子学阐释

王安石学派是庄学史上特有的治《庄》群体。此派自觉地以王安石为宗,并在王安石庄子学思想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儒学化特色。他们彻底消解了庄子与儒家的对立,将庄子思想颠覆,使儒道二家合二为一。这种以儒解庄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