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与僧肇的哲学思想

(一) 佛教传入我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佛教初传到两晋时期,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佛教主要是依附于传统思想而在中土扎下根,在与传统文化的交融中得到发展。僧肇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终结。第二个阶段,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这是中国佛教走向独立发展与鼎盛的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阶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僧肇《不真空论》与佛教中国化——兼论僧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及其“空”论观

僧肇的著名论文《不真空论》,运用印度中观般若学的中道遮诠方法,阐述了“空”的真义.通过对般若学三宗的批判,就“有”说“无”,强调“立处即真”,在非“有”非“无”中显中道真谛,阐释了“不真故空”,“不真即空”的“不真空”道理,揭示了般若性空的根本意旨.僧肇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厚养料,对魏晋玄学“有”、“无”等问题加以总结,适应了当时玄佛合流的实际并把它进一步推向深入,标志着玄学的终结和中国化佛学的真正开始.     

张九成佛教观论析——兼论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及特点

该文以张九成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为话源,指出张九成的佛教观具有双重性,即在言道方式、生活性情方面亲近佛教,而在心性、伦理方面排斥佛教。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张九成思想的归宿和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两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张九成的思想特色是“身佛心儒”而非“阳儒阴释”,儒家学者在佛教中国化的程度和特质两个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僧肇和宗喀巴佛教思想比较——兼论汉藏二地般若性空思想的异同

文章在对僧肇和宗喀巴大师的中观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剖析了二者的差异,揭示了汉藏二地佛教思想的特质,从而对当代如何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飞越迷雾──论中国当代文坛后现代主义之有无

本文针对目前文坛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一观点是在西方理论话语进入中国以后，理论界用西方理论话语对当今中国文坛一些新现象的盲目比附；再者，西方所提的“后现代”是有所指的，它可以被认为是尼采传统的延续，也体现了西方人超越性的思维品格，而这一点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是不具备的；虽然后现代不可能在目前的中国形成一个思潮和运动，但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确实可以看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中国有了后现代主义。对这一现象应反思其得失，采取审慎的态度去透视这一现象的本质。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四梦”与小说之关系──兼论汤显祖的小说观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与小说的关系极为密切。汤显祖不仅借鉴了魏晋志怪、唐人传奇和明代话本的精华,来充实自己的戏曲创作,而且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使“四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杰作。将小说改编成戏曲,本是元明剧作家普遍的作法,汤显祖则能在改编中出新意。对于小说创作,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值得重视的小说理论。     

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方法,而且要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是”与“真”、“空”与“觉”——僧肇佛学的主题

从四个层面入手,探讨僧肇佛学的逻辑进程。第一,有无思维建立在"是"的哲学观念基础上,并试图对事物作出是与非、真与假的判断,僧肇对此加以批驳,认为如果不对"是"的思路加以反思,就无法明确大乘佛学对于"真"的认识;第二,经由对"是"的相关思维的批判,僧肇佛学使大乘佛学在"真"观念上的见解凸显出来;第三,借助于《中论》的论证,僧肇认识到大乘般若学的"真"观念与"空"的学说相联系,从而实现了"真"与"空"的辩证反转;第四,通过"空"的真相肯认与"真如实相"的呈现,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觉"顺而就在逻辑与宗教悲情上获得了圆成。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老子道家以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和富有魅力的人生哲学而得以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效法自然以实现人生超越的思想是道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及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魏晋玄学以后，道家之学主要地就是通过道教而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道教利用并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其渲染的“老子化胡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它的最早提出，具有将外来佛教纳入华夏文化系统之中的意义，这与华夏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自我中心论和大一统观及其在文化观上的表现——华夏文化正统论有关。     

“礼之初始诸饮食”质疑──兼论礼制的起源问题

今人多执《礼运》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之说,实有悖乎史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巫觋祭礼到礼俗到礼制,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以原始宗教改革为发端,以巫觋为礼俗执着强化道德约束力为内容,以"史"将礼俗理性化进而形成礼制为定格。可以说,礼的最终实现不仅是巫史文化漫长演进的结果,也是价值理性能动驱使的必然反映。     

佛教与中国美学兼论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艺术观

佛教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深远凝重.佛教的心性学说促进了中国美学对艺术家主体作用的探索,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美学的主体性意识;佛教的"顿悟"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美学的直觉感悟色彩;佛教的虚空观促进了中国美学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的变化;佛教的唱导、俗讲以及世俗化的禅宗促进了中国美学思潮和文人审美意识的变化.     

论公民伦理——兼谈梁启超的“公德”、“私德”问题

公民伦理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可以相互地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即诉诸于对于他人的恰当的尊重的态度和出于这种态度的恰当的行为习惯。公民关系的自然基础是由兄弟关系引申的同邦人关系。公民伦理只在同陌生人的关系对人们成为重要的生活关系,人们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已经基本消除,并且把他(们)当做与自身地位同等的公民而相互对待时才是生活的伦理。梁启超曾试图用“私德”、“公德”概念分析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与公共交往生活的不同准则含义,但由于没有引入对交往的分析,使得这两个概念一个变得过于宽泛,一个变得过于褊狭,都不具有分析的意义。     

沈璟声律论考辨──兼论“汤、沈之争”

有明一代，沈诘纳陕奂染哂屑蟪傻囊庖澹院笫烙植松钤兜挠跋臁Ｉ颦Ｚ力主戏曲的创作及评价均应绳之以“合律依腔”，这既是正确和必要的，却又失于片面性和绝对化。对“汤、沈之争”，不应再纠缠在“派”上，而应客观地评价双方的得失，科学地总结戏曲创作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估量这场论争的影响。     

佛教“中国化”的原因及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衰，当时人们宗教信仰的迫切需要，懦学、道教、玄学、佛教相互间的融合与斗争以及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扶植，是佛教中国化的真正原因，佛教中国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建筑以及风俗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回归“意境”之路──兼谈意象

意境是一个动态生成的审美范畴。在创作过程中，境是感发作者的客观生活，象是作者之意与客观之境心物交融而形成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象物态化为文本意象。在接受过程中，直观性、整体性、空白性是文本意象应具有的质素，体现出不同层次的物我合一，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想象，从而超越意象达到回味无穷的心灵之境。在整个文学活动中，言、象、境经历了实境──心象──实象──心境的转换。     

论《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兼谈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普请制”

在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中,除了有“经济重农主义”,还有“精神重农主义”,后者在《商君书》中有突出的表现。《商君书》中的“精神重农主义”不象“经济重农主义”那样关注农业的产业特征,而是关注农民的心理特征即“朴”。《商君书》认为“农朴”而易治,所以除了必要的官和兵以外,应该全民皆农,哪怕是“国富仓廪满”,也还是要求民“壹于农”而不得从事非农的职业,唯其如此,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无独有偶,这种重视“农心”的“精神重农主义”在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体制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尽管它和《商君书》所关注的“农心”有所不同。     

“隐含作者”与艺术真实──兼论中国中代艺术真实观的局限性

中国古代美学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认为文品是人品的投射与镜子。但是，文品与人品在很多情况下难以统一和协调，两者分裂与相互矛盾的情况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在作者及其作品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即“隐含作者”的形象。“隐含作者”与实际作者有时距离较近，但有时却差距甚大。“隐含作者”的艺术真实性是在读者与作者的双向交流中，不断超越双方的狭隘与局限而得以生成的。这个过程就是作者超越功利自我向审美自我生成的过程。而且，作者的这种超越，要经过内心的搏斗与灵魂的苦痛。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时，既要看到作品对现实生活形貌的超越，又要看到作品对作者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