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宗统”与“君统”的斗争——兼论我国古代忠孝关系的三个阶段

我国古代的忠孝观念.经历了从忠于宗族到忠于国家政治,再发展到忠于君主个人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宗族依附为基础的忠孝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末期,至少可以追溯到考古所见的齐家文化中,经夏商二代至西周时期臻于完备.在此阶段的忠孝观念中.尊尊与亲亲合为一体,“宗统与“君统”合为一体.也就是说.忠与孝合为一体.童书业先生概括为:“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为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笔者以为.‘忠’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完全演化成为绝对效忠于君主个人的观念,主要还是指忠于新出现的国家官僚政治.包括忠于公事、忠于民、忠于职守等内涵.为行文方便计,仍称之为“君统”.从宗族依附之忠发展到国家政治之忠,是忠与孝的分离过程.也是君统与宗统之间斗争冲突进而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要从春秋时代算起.经过战国、秦代.直至汉代前期方告完成.换言之.三代以来忠统于孝的忠孝一体.经过春秋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精要,以为国为民的“经世应务”精神为根本出又发点,提出了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政治伦理主张,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观;臣“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立“天下之法”与“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德法关系观。     

中国封建社会的增俸养廉及其历史反思

封建官吏的俸禄制度,是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在酬给方式上进行的一项重大变革,这项制度确立之后,奴隶制度时代授民授疆土的世卿世禄制遂告废止。这使俸禄成为封建君主驾驭和控制封建官吏的一种主要手段,从而在君臣之间形成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封建雇佣和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且,由于封建官吏的俸禄不再由本人直接敛取于民,而由封建国家在全国范     

孔子与忠君思想

批判继承传统忠君思想时,很多人由此而波及孔子,这是很不公允的。孔子并不赞成对君主一味地忠,其言下的“忠”往往属于一种伦理范畴,其行为甚至和“忠”的原则相违背,有必要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的主要思想文化存在有三方面：一是汉末魏晋以来君臣关系危机与“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二是玄学的推进及其“君主无为”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三是佛教“空无”哲学及其“出世”观对东晋君臣的影响。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栗谷的经世论与疏通精神

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观完全是以君主、士林(官僚)、百姓的疏通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栗谷最重视君主的作用,主张以圣人为君主,认为要实现王道政治,君主应具备疏通的精神。在君臣关系中,在栗谷看来,君主应该致力于修身和修养,任用贤明的臣下,积极收敛百姓的呼声,而臣下(儒士、官僚)应该致力于修养自身,准确、客观地把百姓的舆论收敛给君主,不丧失君子的品位。对民,栗谷强调"恒产",认为养民优先于教民。同时,栗谷主张施行舆论政治,强调扩大言路,即保障言论的自由、公论的疏通、君主和臣下的公论收敛,以及基于正名的公论的形成。     

忠德论

“忠”是中国古代伦理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儒家最为推崇的道德范畴之一,既具有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意义,又具有个人品德与美德伦理的意义.其基本内容与要求是做人做事真心诚意,尽心尽力,没有虚假和患得患失.“忠”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对君上或主人的忠,另一种是对于国家、社稷和人民的忠,可以分别称之为私忠和公忠.在明清之际及近现代时期,思想家们对私忠作了较多的批判,而对公忠则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与弘扬.     

古代君主自谦词流变考证——以诏令为考察对象

古代君主自谦词经历了秦汉、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唐宋时期为君主自谦词使用最鼎盛的时期。君主自谦词从使用语境看,多是面对祖先、先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长辈或提及承继大统的语境,也有面对臣属的情况。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自谦词的核心原则是表现君主独一无二的至尊地位,即使唐宋以后君主自谦词倡行孝道,亦是以移孝于忠的方式教化百姓,有利于形成更广泛的忠君意识。自卑尊人也是自谦词使用的一项原则,统治者希望以此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稳定。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先秦儒家与法家“忠孝”伦理思想述评

“忠”与“孝”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春秋战国之际,“忠”由处理人事关系的一般准则,演变为臣对君的伦理道德;“孝”是子女对父母的伦理道德,形成时间早于“忠。”周予同先生曾提出“孝”源于原始的“生殖器崇拜”之说。“孝”与血缘关系、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春秋以降,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渐趋瓦解,官僚政治的逐步形成,“孝”的伦理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忠”的伦理,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先秦诸子曾就“孝”与“忠”的关系问题,展开争论,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忠孝”伦理思想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问题上:     

荀悦政治思想浅论

荀悦生当东汉皇朝统治末期,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六主”、“六臣”论,并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君臣对政事发展的不同影响;他的“天下国家一体”的政治观念建立在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认识之上;“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的思想则反映了荀悦的政治理想,而荀悦政治思想最终归结于对于东汉皇朝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论衡》中的君臣民政治伦理关系探析

《论衡》作为王充的传世之作,以其异于主流话语而流传于世,在政治伦理思想方面,阐发了君臣民三者间的应然政治关系。主张君对臣应"佞可觉知""观心定贤";臣对君应"参政治国""褒君颂君""实事疾妄";君对民应"安民""慰民""化民",臣对民应"疾虚妄"而"归实诚",而民对君对臣应"悟迷惑而知虚实"。如此,则可形成一个君明臣贤民良的社会。     

试论汉代纲常与法律的互动

汉朝运用法律手段推行伦理精神，将宗法纲常伦理直接转换为刑律条文，亦即今人所说的“道德立法”，它是中古伦理政治下法律实践的突出特点。法律的伦理化，则使得亲情伦理的温情渗入法律的严峻之中。同时，朝廷运用法律的力量，将君主权威和臣道伦理原则渗透到行政管理之中。这便是行政伦理的法律化。上述纲常与法律的互动现象，是汉代伦理政治的重要体现，封建政权通过调整法律关系和纲常关系，实现对官吏集团乃至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     

王夫之限制君权论发微

<正> 王夫之同历代封建思想政治家一样,是尊君、忠君的。他认为只有维系君臣,君民的纲常关系,社会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久治。天子的权力如果为人所窃取,就会“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盗贼起”;而君臣、君民的关系是上天所决定的,是绝对不能变易的,因为“原于天之仁,则不可无父子;原于天之义,则不可无君臣。”如果“人皆知有门户,而不知有天子”,那么,乱臣贼子就会肆无忌惮,危害国家。     

"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伦理解析

政治伦理是政治和谐之应当。对政治伦理的考察可以从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入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政治伦理的特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最充分的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中有关执政的原则要求充分体现政治伦理的一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