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加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仍面临立法质量不高、法律实施机制不完善、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的困扰、公民及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方面的困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依法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切实加强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维护法治的权威与尊严;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法理思考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核心所在,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必须要有清醒的法律意识、良好的法律制度和严格的法律实施。推进依法行政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标志是公权力受法律控制。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法学教育作为传播和交流治国之道的科学活动 ,承担着法治建设中的神圣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成为中国成功实现依法治国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之一在于司法改革 ,而与司法改革相配套的条件之一便是法学教育的改革。我们的选择应当是基于中国本身的法律 ,形成真正充实、统一的法学教育。     

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已明确写入我国宪法,而直到今天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思维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对法律思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权威的概念。而法律思维是与法治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我们应提高对法律思维的重视,并通过司法改革、普法教育等措施培养法律人及非法律人的法律思维,进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对接路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对接之间存在困境,困境的形成主要由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重法制轻法治、重集体轻个人、重和合轻冲突、重德(礼)轻刑(法)等特点,并长久以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困境的消解,不能靠简单地移植西方法律,也不能仅依赖于本土资源自生,而应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1)培植现代法律意识,去除“人治”观念,培育起真正的“法治”观念,形成民主、平等的共识;2)建构市民社会,激活契约精神;3)在立法环节上完善现代法治的同时,推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快司法现代化的进程。通过这些路径和步骤,推进法制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     

论我国实现法治的基础

在以往的有关法治的论著中,对于“法治的实现”这一问题,大多未予充分重视,尤其对于当前我国是否具有实现法治的可能,或是不涉及,或是只抽象地作一些理想化的论述。本文着重从法治思想的成熟程度、法律的完备程度以及社会接受法治的程度这三个方面,对实现法治的基础作了论述。作者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法治理论;我国的法律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商品经济的不发展,使人的个体的发展处于一个较低的阶段,平等、民主和法治尚未成为人们普遍的观念,同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重礼治而轻法治。因此,法治的实现需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力发展,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治观念加以冲击。这些因素决定了法治的实现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     

邓小平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一个国家要进入法治状态,培育公民的法治精神必不可少。邓小平在弘扬与培育民族法治精神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摒弃传统的“人治”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导向,树立与法治战略要求相一致的法治观念;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民族法治精神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通过加强对公民法治意识教育、法律文化的建设来培育民族法治精神;通过提出依法办事,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思想,帮助人们提高对法律的信仰。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

实现刑事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厘清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观念及技术上的诸多障碍。观念障碍主要是指人们并未辨明三个悖论。 ( 1)规则变化与社会秩序 :罪刑法定表达的是对秩序的渴求 ,但作为规则的法并不能直接实现法治秩序 ;( 2 )立法权力与法律神话 :立法者通过成文法凭借权力表达一种真理话语 ,但对法律规则的依赖可能会产生立法一贯正确的神话或迷思 ;( 3)法条繁复与司法“懒惰” :以理性设计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的法律生产的直接副产品是可能增强司法惰性。而技术障碍则是我国刑法中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对此作者从立法确定性、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明确性三个角度作了分析     

浅析和谐社会中法律秩序形成之因素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建设符合和谐社会的法律秩序则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法律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现象,同时也是法的基础价值。法律秩序的形成可以促进社会繁荣,为人们提供安定、幸福的生活环境。笔者拟通过法理学视野对法律秩序的形成因素进行探讨,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借鉴各种学说对法律秩序的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归纳法律秩序区别于其他社会秩序所具有的特点和法律秩序所独有的社会功能;第三部分旨在详细分析法律秩序形成的各种因素,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律适用过程中司法权威的树立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民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