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范畴及我国行使主权沿革考——兼论“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传统海疆线的历史依据

"中国南海"作为地理概念的产生与命名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作为国家海洋领土长期占有与实际控制的事实,并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民国时期在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斗争中,以"南海断续线"标注于我国地图,既是对"中国南海"传统海疆范畴的考订与昭示,也是遵守当时国际法前提下的主权宣誓,更是依托当时国际习惯法维权的具体手段。本文认为,"南海断续线"具有"中国传统海疆线"的法理地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应条款所规定的历史性权利要件,是不容否定的,这应作为我国与南海周边诸声索国就南海问题磋商与谈判的关键性法理支撑。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面临的“新加坡考验”——根源、限度及启示

"新加坡考验"是中国南海战略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根源在于新加坡对航行及飞越自由问题高度敏感,以均势外交维持自身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制衡思维根深蒂固,以及其偏好借助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发挥作用,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新加坡对中国的"考验"也给自身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局限性愈发明显,同时,也给中国的南海战略提供了反思、调适的契机。着眼未来,中国应积极应对南海问题上的法律挑战,以求同存异、趋利避害的态度继续加强与新加坡的合作,更加明晰地表达在南海的利益诉求,扩大与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     

南海沿岸国在海域划界前应承担的相互克制义务

2002年,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柬埔寨金边签署了一份政治文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第四、第五条被认为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第3款"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达成"的确认,并引申出"相互克制义务"。然而,相较于划界原则以及争端解决程序,相互克制义务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但作为各方在划界协议达成前所应遵守的义务,其重要性依然存在。随着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逐步启动,该义务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因此,厘定该义务的概念及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南海沿岸国在海域划界前应具体承担的义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南海古代国家与争议岛屿史地考证的若干法律问题

中国人发现南海和南沙群岛是个历史的过程。古代的中国人移民形成了不少的南海古国,南海古国中也有的发展成为比较强大的国家,其中个别国家与东盟国家还存在继承关系。本文着重就南海古代国家与南海争议岛屿密切相关的若干历史和法律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希望能够为南海争议岛屿主权归属史地考证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地区海洋秩序视角下的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具有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成因,且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海洋法发展等密切相关,涉及地区海洋秩序的结构与重构。南海问题的发酵,反映了"二战"后地区秩序安排未能得到有效尊重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以及地区相应机制安排的缺失,同时也是大国海洋秩序博弈与地区规则"建章立制"的较量。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将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和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相结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     

论南海主权争端中“五国六方”动议的不可行性

随着南海主权争端的加剧,在"五国五方"动议的基础上,台湾方面提出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五国六方"动议,并基本得到南海周边四国和美国的支持。"五国六方"动议提出后,台湾当局和两岸的部分学者对其表示认同,积极倡导中国大陆考虑接受。笔者看来,南海主权争端中,台湾方面的"五国六方"动议意在突显台湾的主体性和"主权国家"身份,不利于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南海周边四国支持"五国六方"动议意在联合对抗中国,不利于维护中国南海主权。因此,"五国六方"动议不具有可行性。     

明初南海朝贡制度与封建国家海洋战略述论

明朝在南海诸国实行朝贡制度,先后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这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明朝倡导"和平"、"非攻"的国家交往原则,朝贡体制的形成与中国当时新朝皇帝的国家航海战略有密切关系。朝贡制度与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完全以维系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为根本出发点,秉承如此初衷,明朝在南海甚至印度洋的海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并在古代封建帝国维护南海周边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对当代中国实施海洋战略有示范意义。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基础、挑战和路径

中国-东盟关系稳定发展、不断升级,为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中国-东盟合作步入“深水区”,一些挑战难题近年愈发突显。美国等域外势力炒作南海争端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拉拢东盟国家,严重干扰地区合作深入推展。新形势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应坚持因国施策、双多边共同推进,可优先建立“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指引推动开展务实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贡献更多“中国方案”引领地区治理规则建设。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当灵活运用二轨平台夯实“民心”基础,促进涉海文教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

依照现代国际法,对领土领海的命名权是一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南海诸岛礁及在相关水域进行捕渔、航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系列民间传世文献。该文献记录了中国南海地区"峙"、"线"、"郎"、"塘"等各类地名126处,这些地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岛礁沙洲等岛礁种类相对应,其记录的126处地名也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因此,"南海更路簿"是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当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制约瓶颈与应对思考

当前中菲推进南海共同开发磋商的势头良好,但仍存在五方面亟待解决的制约瓶颈。一是菲律宾对石油等能源资源做出的法律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权法律障碍。二是菲律宾国内对与中国在南海争议区开展"共同开发"存在政治分歧。中菲可先从联合勘探研究入手,推动菲律宾国内累积共同开发的政治共识。三是菲律宾南海共同开发政策连续性差。为了减少菲政府更换带来的政策变化冲击,中菲两国可设立(海上)共同开发事务代表来推进共同开发。四是菲律宾国内不少民众对中国的南海共同开发意图存有疑虑。中国可加大对菲民众的民生外交工作力度。五是美国会采取手段"介入"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磋商。针对美国"介入"因素,中菲可采取开放式共同开发思路。     

对话与对抗:媒体外交视野下的“南海仲裁案”

自2016年7月12日海牙仲裁庭公布关于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的实体问题裁决以来,有关该仲裁案的相关报道吸引了世人的眼球。事实上,自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向海牙仲裁庭提起仲裁以来,"南海问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媒体外交视角分析了中国和菲律宾主要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和《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通过框架分析发现,"双边协商"与"多边外交"之争,"不合法"与"约束力"之争归根结底可以纳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的范畴。而隐藏在媒体框架背后的是中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与"对抗"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们的南海

我们的南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南海!中华民族的南海!近年,南海风云诡谲,"祖国宝岛,我可爱的家乡"正被心怀非分之想的国家觊觎。2009年1月28日和2月3日,菲律宾参众两院以高票通过了所谓的"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议案","宣示对南海部分岛屿享有主权";印度为了实现其地区霸权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东进政策"。2000年以后,印度加强了同越南、     

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政策趋势

伴随美国全球外交战略的调整,奥巴马政府强势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和国际化几成定势。美国南海政策与其亚太政策的目标一致,在于加强其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领导权和预防地区大国崛起的挑战。本文从中美互动、美国与东盟互动以及中国与东盟互动的三个视角,对最近几轮（特别是2011年夏季以来的新一轮）南海争端进行再观察,厘清美国逐步积极、深入介入南海问题的政策转型轨迹,及今后将长期对我解决南海争端进行干预的政策趋势。同时指出,南海问题的实质是美国的霸权边际与中国影响力扩展的必然碰撞,中国需用有战略高度的新思维应对之。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局势演变与中国共产党南海权益维护

1978年以来是南海问题发展变化的重要阶段,在"内因驱动"和"外因刺激"下,南海局势变化历经"从岛屿争夺到区域外大国介入"、"在东盟化、国际化推波助澜下升级为国际热点"、"从海洋权益之争演变成为各国海洋战略博弈"变化。面对南海局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和国家战略指引下,制定南海政策,调整南海战略,从"军事维权与行政管辖并举",到"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再到"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内政、外交等措施应对南海问题。     

南海局势与东盟

正一涉中国主权的"南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其基本现状就是中国的固有岛、礁被邻国长期占据。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南海问题除了本身的主权争议之外,又兼具了牵制中国的地区作用和国际角色的"天然"抓手。两者互相联系,又有区别,造成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80年代,中国提出"16字方针",从地区稳定的大局出发,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为地区的发     

试论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

日本对东盟的安全合作政策,分为非传统安全合作与包括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合作两个阶段,安倍再次上台后首次将其列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从马六甲海峡沿岸国、中国南海岛礁主权声索国、东盟集团、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四个层次上的政策实施情况可以看出:日本制造和利用各国间的竞争关系扩大在马六甲海峡的存在;通过提供ODA对东盟十国分而治之,以经援促安全,培育战略支点;以双边促多边,利用菲律宾等声索国"绑架"东盟从中渔利;努力构建"2+2"外交安全合作框架及"3+3"海洋安全磋商框架,打造"中国包围网",将地区一体化引入冲突与对抗的歧途。     

中国南海维权与国际形象重塑

南海维权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的维护,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然而,由于中国在南海维权过程中的国际形象遭到曲解,中国南海维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这种挑战和压力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民间舆论基于大国尊严的需求与南海维权现况间的不平衡,二是东南亚地区其他南海争端方和美国等域外大国对中国南海维权行为的歪曲理解.因此,重塑和改善中国在南海维权过程中的国际形象,对缓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所面临的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势必将为南海维权创造新的有利环境.     

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与路径探析

随着南海主权争端的不断升温,两岸南海合作议题备受关注。两岸在南海海域基于"一个中国"而形成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基础;同时,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着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从总体上看,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不大,目前的合作空间仅限于一些经济性、功能性和事务性领域。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不应诉”问题

争端当事国在国际诉讼中采取"不应诉"策略并非"离经叛道"之举,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国际法院化解"不应诉"危机的经验表明,争端当事国并无应诉的法律义务,且并不必然导致不利判决。国际法院仍应恪守当事方程序平等原则,在确定存在管辖权的前提下,对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中国和俄罗斯近期选择不应诉"南海仲裁案"和"北极日出号案"的事例表明,海洋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与例外规定之间的矛盾势必导致"不应诉"现象。在"不应诉"的尴尬情境下,国际仲裁庭的正当性、独立性、公正性和实效性面临考验。为避免"不应诉"危机的加深,国际仲裁庭宜采取"司法自限"这一路径,在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和实体问题方面作出更为谨慎的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