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私法中的国家主权观--由国家利益本位向国际社会利益趋向的转化

主权原则是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国际私法中长期以来都存在国家利益优先的倾向,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传统国际私法中的主权观已越来越不适应国际民商事交往蓬勃发展的现实。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法律文明的趋同化,由此伴随着全球共同利益的产生。国际私法作为处理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必须对这种国际社会利益做出反应,把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作为追求正义价值的基本向度。     

正义的领域及其缺陷--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适用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罗尔斯对该问题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他既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应该运用于家庭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矛盾源自父权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这就需要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将正义原则的运用范围从"公共领域"延伸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在实现家庭正义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     

从全球公民社会看世界贸易组织正义的构建

按照罗尔斯关于公平即正义的界定,发展中国家这类"最少受惠者"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边缘化是其正义性缺失的主要表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被边缘化是WTO长期以来以自由为价值核心向度的必然结果,因此,自身讨价还价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发起有效的体制改革,构建正义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公民社会是构建WTO正义性的重要力量,其有效路径包括:组织国际性集体社会行动影响WTO的决策、正式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对发达国家进行游说和施压和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合作.全球公民社会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可以改变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赋予国家行为以伦理价值的约束,使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正义与和谐:宪法的价值基础

美国宪法将正义的理念冠于宪法之首,中国古代法文化以"和谐"为追求境界."正义"与"和谐"构成了现代立宪国家宪法的价值基础.宪法的价值的实现,景根本的是在立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正义观与大和谐观,然后在行宪和司完过程中实现正义,从而有力地推进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国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宪法的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对东、西方的法文化进行辩证否定,并在整合正义与和谐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宪法的理性化和道德化.     

“全球绿色治理”的生态检思

"全球绿色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公共治理观,正在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全球绿色治理"理念经历了从"黑色"到"绿色"、从"浅绿"到"深绿"的深化过程;当前,"全球绿色治理"遭遇集体行动难题,仍无法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悖论,面临"制度碎片"与"领袖缺位"的挑战,深陷"发展"与"安全"的两难。因此,建构"全球绿色治理"的理路应进行系统的生态检思,倡导全球绿色协同治理,共同坚守"绿色正义",贡献"全球绿色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公域治理:全球治理的范式革命?

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公域治理新议题兴起。全球公域治理之"新"不仅体现为治理领域的拓展,更体现为治理思路的变化。全球公域治理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若干基本原则发起挑战,同时亦推动全球治理从国家主义范式、跨国主义范式转向全球主义范式,并对全球主义范式提出建立整合度更高的"硬治理"的新要求。在此新旧范式交替之际,全球公域治理内含诸多悖论。为有效消解这些悖论,中国应创新外交思维,树立新利益观、新安全观、新作为观和新发展观,为自身深度参与全球公域治理创造战略性机遇,为"全球公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力量。     

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社会契约

作为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全球公民社会可以有效地沟通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通过与不同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逐渐形成正义的全球社会契约。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全球气候多边治理困境及对策分析

"治理主体的虚拟性与权力的缺失"、公共物品的非排他属性、"工业化国家"与"后工业化国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单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基于对不同偏好而形成的独立效用函数和利益认知所表现出的政策取向、无政府状态下体系结构的逆向奖惩机制共同构成了当今全球气候多边治理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公正原则的探讨有助于厘清各方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通过对联系性补偿与动态性补偿原则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具体责任的分配与共同行动的展开,进而厘清当前全球气候多边治理政治博弈中的中国责任与角色。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世界现实生活基础与普世伦理

经济全球化、人类面临诸多共同问题及其自觉责任意识的觉醒,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普世伦理有了可能性,然而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为期尚远,这是因为普世伦理能否形成,在认识层面上要受道德领域自身的特点所左右,在社会生活实践层面上要受现实国家利益原则及各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左右.惟有在实现国际社会的利益公平的基础上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一致,在意识上形成全球视野,普世伦理才能真正实现.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全球化的公法之维

在全球化浪潮中,公法尤其是作为典型公法的行政法在全球治理及全球法律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法所具有的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以及制度正义功能有助于全球法律秩序的形成.针对全球化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对公法的传统国内法特征提出的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全球行政法、欧洲行政法和全球化的行政法概念予以回应,我国也应该加强对全球化与公法多维度的研究.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

享受工业化以及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益处的人往往并不是那些受气候变化负面影响最大的人,气候变化利益与负担的不公平分配正是全球正义的关注范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肇因是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因此,发达国家对解决气候变化负有特殊的义务,这种特殊义务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使全球气候正义成为可能,发达国家就必须放弃＂以邻为壑＂的固有观念,将分配正义的共同体扩展到全球范围,建立全球正义共同体。     

浅析虚拟社会的制度正义

虚拟社会是一个在网络空间产生并由各种网络实体构成的新的社会形态,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空间的"表象存在"。虚拟社会正义的实质是权利与义务的合理平衡,它包括制度的正义与制度实践的正义两方面内容。制度的正义即是制度的合理性,是制度的正义性的考量,它指制度在建立时是否依据了正义原则,是否被赋予了公平、自由的正义属性;制度实践的正义即是制度运行的正义,它是指制度所确立的正义原则是否得到了广大社会成员的赞同与支持,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坚持了正义原则,是否实现了制度得以建立的正义伦理基础。在当前纷繁复杂的虚拟空间,探讨虚拟社会的正义问题,为虚拟社会树立正义的航标,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刍议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性影响

全球治理理论的勃兴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同时,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尽管全球治理的理论范式还存在不尽合理与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正义的边界

戈-佐·丹(Kok-Chor Tan)注意到,近些年来自由主义者不断对世界主义观点进行批评.在《正义无边界: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书中,丹为世界主义全球正义观作了辩护,他的方法是证明他的世界主义正义观与人们之间的"特殊联系和承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如果存在,是一种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