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友好——为纪念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而作

今年是中日两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十周年,这是值得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庆祝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这个条约全面地确认了揭开两国关系新篇章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并且把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发展两国关系所必须遵守的重大原则,作为条约的主要内容而固定下来。这些原则是,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根据     

中日两国的历史跨越与未来关系准则——从缔约历程思考其现实意义

1972年中国与日本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曾做出"先复交、再缔约"的"两步走"安排。建交后的缔约谈判却因"反霸条款"问题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直至1978年两国最终完成历史性跨越,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与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固定下来。条约不仅总结了中日关系的政治问题,也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征程,还为开展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开辟了广阔前景,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日两国旗帜鲜明地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共同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两国在新时期和平相处、友好相待的根本保障。     

共同努力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共同建议书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有关"广泛开展两国民间团体之间的交流"的精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此前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研讨会"。与会代表对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两国领导人4次互访给予高度评价,对2008年5月两国共同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意义重大

１９９８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２０周年。江泽民主席作为中国的国家元首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首次访问日本，获得圆满成功。这次访问对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自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２０余年间中日关系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解读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经签署过《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三个政治文件。这三个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双方领导人亲笔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意义

一 根据1972年9月29日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而实现的邦交正常化,不仅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而且客观上也意味着日本向中国和全世界保证,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贯实行的蔑视中国和侵略中国的路线彻底改变为平等互利、和平友好的路线。联合声明中有以下一段话: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该的反     

中日关系诸问题

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特别是关心中日两国关系的读者,《中日关系面面观》是值得一读的。 这部论文集所汇集的文章和鼎谈录,是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10周年时,环绕“日中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的总题目,由     

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其历史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国北京签署,一月十三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在日本东京举行,从此宣告条约生效。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本文仅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代背景、内容特点及其历史意义,试作初步探讨。     

正确对待历史

一年以前,即198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谈了四点意见。其中提到:“为了发展中日友好,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都要正确对待两国严重对抗的历史。”指出这一点,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自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以来,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在中日关系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阶段。两国政府已把中日友     

我所经历的日中关系50年

15年前的1972年9月29日,我在东京的外务省研修所的所长室里正凝视着通过卫星转播的北京的情景。日中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一致同意结束两国间的长期空白,建立新的关系,此情此景令人感动。对于在外务省长期从事有关中国的工作、盼望这一天到来的我来说,这情景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同时,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