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春秋经传集解》是现今最通行的《左传》杜预注本。但该书在校勘标点上时有疏忽,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沿袭丛刊本之误;二是校点时有可商;三是《经典释文》混入《集解》。     

论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下)

二、<春秋经传集解>的哲学思想 如果说杜预的<春秋序>是其关于<春秋>、<左传>研究的理论宣言,那么,<春秋经传集解>则是杜预关于其理论宣言的详尽阐释.按照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杜预之<春秋经传集解>不能超越<春秋>与<左传>记叙的范围,但其阐释毕竟已经具有了时代的浓厚色彩.     

杜预“礼经”说驳议

杜预著《春秋经传集解》首次提出孔子“遵周公之遗制”作《春秋》，《左传》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的“旧典礼经”。其实，杜预“礼经”说既不符合他引以为据的《传》文本意，也与五十“凡”内容相违背，是不能成立的。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综述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在经学史和《左传》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和El本的学者都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就。从杜预的生平思想研究、《春秋经传集解》的文献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三个方面略作总结,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该课题的发展现状。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杜预、孔颖达关于爵名改称的误说

笔者在《“郑伯”之“伯’非伯爵》（《中国语文》,２０００年第１期）文说,春秋时代无“五等爵位”之别,公、侯、伯、子、男皆诸侯国君之通称;一国之君称呼不定,如《春秋》里对杞君就称“侯”、称“伯”、称“子”。笔者文中又谈到,何休、范宁不了解此点,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　梁经传集解》中对《春秋》杞君书法的变化“妄加解说”。其实“妄加解说”的还有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如：庄公二十七年：“把柏来朝。”〔集解：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正义：桓二年“把侯来朝”,十二年“公会杞候…     

“疆以周索”和“疆以戎索”异议

《左传》定公四年载有“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语。关于“启以商政”,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中说:“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关于“启以夏政”,杜预在同书中说:“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这种解释是为传统之说,至今大体如此。然而,关于“疆以周索”和“疆以戎索”,人们一般都解释为“疆理土地以……。”这种解释似有未尽恰之处,故本文提出异议。     

也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同仇振中同志商榷

仇振中同志在《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载《山东师院学报》七八年第六期,下简称仇文)中认为,《春秋左传集解》第二册把“大司马固”注为“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是不当的。”为了否定《集解》的注释(晋杜预注),仇文列举了四点理由。对此,我们持有不同意见,队为杜注是可信的,提出来与仇振中同志商榷,并请同志们指正。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试论汉语的复音化问题——读《春秋左传集解》札记

汉语的发展趋势是复音化,这是为广大学者所公认的事实。至于汉语复音化的内部规律是什么,却未见有人作过深入的探讨与研究。读了戚桂宴先生在本刊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的《汉语研究中的问题》一文,深受启迪,笔者想结合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中的训诂材料,仅就戚先生所提出的并列结构“词语”这一语言成分的构成及其特点作     

穆陵考

《左传·僖公四年》“南至于穆陵”中的“穆陵”在今何处?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到今天的《辞海》都误以为在今山东临朐,以致与历史史实、与上下文扦格不入。本文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具体上下文的考证,得出了穆陵当在今湖北麻城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产生错误结论的原因。     

汉语语法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例句——论“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的语法和语义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楚城濮之战事中有一段文字是: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对其中的“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一句,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无注,唐孔颖达等人的《春秋左传正义》亦无疏证。今人的各种选注本或译文,对此理解上并不完全一致王伯祥先生的《春秋左传读本》为此句作注说:为曹所得之晋死人皆棺敛其尸而出     

吕祖谦《左传》研究论析

自从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为左氏争立学官,《左传》研究者便围绕着《左传》是否解释《春秋》展开了几千年的争论。刘歆、贾逵、郑众各增义例以附经文,杜预为《春秋经传集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推导经传,备成一家之学,号为左氏功臣。而刘向、杨雄、班固、许慎却认为经传别行,服虔且谓有传无经,赵匡、王安石也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明清以后其说尤甚(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专伸此说)。汉世学者各以本经为利禄之阶,为作官受禄而互相攻击本不足为道,至于《左传》是否解经则至今仍为左学之悬案。然《左传》有别于空谈的《公羊》、《谷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残卷 )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 ,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 ;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 ,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词义拾零

一、翳桑 《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杜预解“翳桑”为“桑之多荫翳者。”新编《辞源》(2512页)和徐中舒的《左传选》(116页)主此说。清代的江永、王引之认为翳桑是地名,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29页)和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661页)主此说。今人陈其猷则认为“翳桑谓枯死之桑也。”(《吕氏春秋校释》897页)我赞同陈先生的解说,理由如下。     

龟井南冥《春秋左传考义》的注释方法及其学术史意义

《春秋左传考义》是日本江户时期龟井南冥对《春秋》经文及传文中存疑的语句进行精心注解的一部重要著作。龟井南冥善于实证研究,注重义理探析和语气照应,对无法精准训释的内容或并存诸家之说以备案,或存疑不考以阙疑,从而保证了注释的客观公正;他以批评杜预注为出发点,指陈杜预注失误、失考、失于详、取臆说、强为之解等,并逐一辨证,或补充杜预说,或立新说;他在材料的使用上强调可据性、可靠性,注重广泛寻求类似的语例和事例,尤为注重从《春秋》经传中寻求相似的例子加以比勘进而得出结论。《春秋左传考义》有力地扭转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治汉学局限于宋明理学的风尚,标志着日本汉学研究方法由宋学向汉学的转变,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谈《子鱼论战》中的“大司马固谏”

《子鱼论战》是新编《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入选的篇目之一。我们在学习有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对“大司马固谏”一句的注释有所不同:《中华活页文选》第二册(62年版)的注释是:“大司马——指司马子鱼,司马是统带军队的高级长官。固谏——坚决劝阻。”《春秋左传集解》第一册(77年版)的注释是:“大司马固,庄公之孙公孙固也。”根据我们对有关当时历史资料的初步了解和对作品内容的粗浅分析,认为《文选》的注释是正确的,《集解》的注释(即杜注)是不当的。理由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