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赣巨人”“木客”识考

赣南“赣巨人”“木客”识考万幼楠清代诗人黄虞《赣江诗》云：“彭水通湖汉，章流合贡津。编排鸠木客，怖浪祷江神。市闹龙船鼓，山逢赣巨人。从来称秀异，云壑好投给。”①诗中提到的“本客”和“赣巨人”究竟是人？是神？抑或是动物７若是人又是何种民族？这个问题一直...     

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

汉晋及唐宋时期,在史书上曾出现一种名叫“山都木客”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方诸省,尤以赣、粤、闽交界的山区较为集中。由于这种人生活在深山,有的还是“巢居”,不易为人所觉察。因此在一些史籍的记载中,往往把它们当为神鬼或怪兽来描述。     

闽粤赣交界地区原住民族的再研究

具有越人遗俗的“山都”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代越人的后裔，与西汉初南海王织领地的越人一脉相承，是该区的原住民族。畲族与“山都”的文化习俗大别，不可能与“山都”同为本土越人的后裔，不是原住民族而是迁入民族。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印山大墓应是越王勾践自治冢--绍兴印山越国王陵陵主新考

印山越国王陵是越王勾践自治冢,主要依据有三一是印山不是木客山,木客山另有其山,木客山上另有其大墓.只有木客山上之大墓,才可能是允常的木客大冢;二是印山大墓之规模、形制与允常时的国力、地位极不相称,它不可能成为允常之陵;三是印山大墓所反映的全方位信息,与勾践在位时的时代背景全然吻合.     

从“百货中百客”看三种唱法之关系

我国著名音乐评论家李凌同志曾说:“有句俗话‘百货中百客’,只要是对人民有益,是不是也可以让人民自己去选择”。李凌同志引用“百货中百客”的意思是说音乐这种精神产品,类似于商店里的百货,应由“百客”(人民)自己去相中,去挑选。只要是对人民有益的音乐,只要它们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可以让人民去选择。 “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都有大量的作品被不同文化层次的民众所欣赏、所钟爱。用美声唱法演唱的作品如歌曲:《我爱你,中国》、《长江之歌》等;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作品如歌曲:     

虔州木客辨析

度州上洛山”在哪里?“木客”是否秦时遗民?他们为何避隐于此?本文根据有关史书记载和实地调查，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辨析。文章肯定，度州木客来自中原地区，系秦时遗民，避隐于此。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中国客家源流的研究才能真正还其本来面。     

“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

“客邮”是带有鲜明殖民性与一定进步性的邮政机构,其在信息传递、物品传送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客邮”文化。而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根基,将“客邮”文化与文化自觉放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研究视角下,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对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克尔伦(ХЭРЛЭН)”小考

《蒙古秘史》上提到的“客鲁涟河”(第94、96、98、107、136、142、151、177、183、193、……269、282节)无疑就是今天的克尔伦河。《蒙古秘史》是迄今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克尔伦河的最早文献。现已无法断定,“客鲁涟”一词究竟是从什么时候由蒙古语的哪个音变读为“克尔伦”的。就我们所知,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古籍上(与传统的“客鲁涟”这一写法同时)已按口语发音写成“克尔伦”了。     

汉魏“奴客”辨

在我国历史上,从西汉中期开始,有关于“奴客”的记载。《汉书》卷七六《尹翁归传》: 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三国时,董昭在陈魏末流弊疏中指出: 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入,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     

富有新意的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研究》序

自从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推动民族立法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来,“民族立法”研究不仅成为民族法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立法学的重要内容。西南民族大学“法学理论”硕士点、民族法学研究所,始终坚持理论研究为现实法制建设服务的宗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王允武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研究》一书乃为其中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这本专著的特点,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自治…     

中华民族与多民族共同体——兼与何叔涛同志商榷

“中华民族”这个说法在我国的使用是相当普遍的。但它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概念和术语,却长期未得到认真的研究和论证,因此人们对它的理解还有许多模糊之处。例如,“中华民族”算不算一个民族?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关系?“中华民族”所说的民族与“非洲民族”、“斯拉夫民族”所说的民族是不是一个含义?对“中华民族”的概念怎样解释才是科学、合理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值得探讨的。何叔涛同志在《民族概念的含义与民族研究》(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一文中谈到了中华民族和“复合民族”问题。本文试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何同志和读者请教。     

试论《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存目”

我国古代目录自刘向、刘敬撰《别录》和《七略》始，就逐步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到了18世纪清乾隆帝敕修《四库全书总目》时，把目录的政治性放到首位，极功近利，力求《四库全书总目》为其树立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为其消灭反清的民族思想和为其推行文化教育政策服务，别出心裁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建立了“存目”，把我国大批古藉列入另册，使我国古籍的损失超过历史上“祖龙”、“萧绎”、“隋场”、“安史”等历次坟著损失的大厄。《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一四十八年（1783）官修的大型丛…     

“客何为者”别解

《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话;“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皆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课本上对其中的“客何为者”未予加注。查王伯祥先生选注的《史记选》,其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你是干什么来的。”(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史记选》第44页)又,《古代散文选》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这个)客是作什么的。”(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古代散文选》上册第186页)从这两个权威性选本的注解中不难看出:一个是把其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论《公莫舞》的人物、主题与体制

《公莫舞》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子就是歌词中的“客”,其身份为“使君”;女子很可能是一位舞女歌妓。男女之间不是真正的夫妻,而是“露水夫妻”。《公莫舞》的主题是男子要出行三年,女子为之送行,歌舞表现了二人难舍难分、两情依依的送别情状。《公莫舞》虽然由两个人物表演,但其体制仍然是歌舞,而不是歌舞剧。赵逵夫先生把是否为代言体作为判定《公莫舞》的体制的标准,在学理上是说不通的。     

壮族神话和其他民族神话的比较

壮族是我国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我国古代史籍如《淮南子》、《史记》、《汉书》中均有“百越部落”的记载,今天的壮族可能是“百越部落”的众多分支中的一个。而后来的“西瓯越”和“骆越”,则可以肯定地说是壮族的较接近的祖先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壮族人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著名的花山崖壁画就是这种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同样,古代壮族人民以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了璀灿瑰丽的神话传说。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壮族     

多重视域下的悲剧书写——《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共性探析

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中国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悲剧书写上有一定的共性。在女性视域下,《百年孤独》中的乌尔苏拉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我”都是见证民族百年沧桑历史的百岁女性老人,且在故事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都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未来的担忧,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为本民族做最后的坚守。在生态批评视域下,《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涉及到了自然生态批评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生态批评中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原生态文明象征的印第安人和鄂温克人,都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冲击,最终逐渐走向没落。在魔幻现实主义视域下,《百年孤独》与《额尔古纳河右岸》都将民族传统观念中的“万物有灵”思想行文于作品当中,亦真亦幻地再现了民族的原始文化。在民族视域下,《百年孤独》和《额尔古纳河右岸》透过民族的孤独与神话的消失映射出了民族的悲剧,指出了摆脱民族悲剧的出路——团结、包容。     

曹禺新著史剧《王昭君》献疑

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志新著五幕历史剧《王昭君》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作者遵照周总理生前的嘱托,“力图按照毛主席在‘六条标准’中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指示精神”,用昭君和匈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比较喜欢这个剧本,更希望它好上加好。曹禺同志在《献辞》中也表示:“我等待读者、观众与批评家的意见,不断修改。”因此,我们作为不懂戏的读者,也不揣浅陋,提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参考。     

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秦代,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特别政区——“道”,并委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臣邦君长”、“臣邦君公”(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可谓中国历史上“土官土吏”(见《明史·土司列传》)之所始。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这一政策。至唐、宋时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实行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羁縻”措施。始于元,完备于明、清的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可见,有宋一代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宋代对南方诸族的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综合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