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制度定位初探

2017年6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经过两年多试点探索正式建立。目前,检察机关办理的绝大多数公益诉讼案件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诉前程序也就是检察建议方式解决的。因此,有必要从行政公益诉讼以及诉前程序当中选择将诉前检察建议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本质在于对行政救济程序的启动权,与诉讼程序启动司法救济相对应。应当把这一类型检察建议定位于诉前程序的核心内容,归属于行政公益诉讼的一个程序要素而非仅仅是一种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在此前提下对检察理论进行重构并细化完善案件实体裁量标准。     

检察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研究

现有的检察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将诉前程序混同于一般民行检察监督程序,将诉前程序的内容简单地理解成督促建议其他机关组织履职。然而从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整体来看,公诉化的构造决定了检察机关负责把握起诉要件,法院负责审理诉讼要件,诉前程序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诉讼职能的审查起诉程序。诉前程序回归到审查起诉的本位,既是为了理顺诉前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关系,也有助于检察机关从积极履职与恪守谦抑的矛盾中解脱,在发挥诉讼职能的理论框架下强化检察权的行使。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的制度完善

随着我国公益诉讼进程的推进,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类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此类诉讼具有保护范围广泛、诉讼进程高效等程序特点,在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比其他类型的诉讼更加契合恢复性司法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通过对全国调解结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归纳分析,可以看到调解制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系统完备的法律规定,各地方法院仅处于探索模式,在适用范围、阶段、公告等具体程序方面难以形成统一的规范。因此,为了统一案件处理程序,更好地发挥调解在案件适用中的优势,应当进一步扩大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允许在刑事诉讼的任一程序阶段进行调解、保留对调解内容的公告程序,以实现对调解适用情况的监督和统一。     

在交互中融合: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考察

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人"与"公益诉讼人"之身份有所重合,其中蕴含着公诉权力涉猎领域蔓延和公力救济保护范畴扩张的双重机理,表现在权力界度、诉权顺位、对审关系及司法救济门槛等多方面。回归检察机关的公益属性地位,并将这种特殊程序视作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对过去公益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反制,从而在"公益诉讼人"主体明示、能动性诉前程序构建基础上,实现民事公益诉讼对于刑事诉讼的形式依附和实质独立之融合。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的宪法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历史经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宽泛解释,也不是诉讼监督权的自然延伸,而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一般监督权.检察监督的改革创新为一般监督权的续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而权力属性为一般监督权的定位也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配置,尤其是在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内容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路径.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检视

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破与立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但关于原告资格争议不断。原告资格与民事诉讼中诉的利益、诉权理论、处分原则和两造平等存在冲突。学界提出担当人说、补位说、程序当事人说、代表人说和代理人说等理论,试图调和冲突。然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本质上是法律拟制的程序中利益主体,法律拟制遵循拟制法定、有效环保和便利诉讼的原则,利益主体只存在于诉讼程序中。此观点具有理论和实务上的合理性。基于此观点,只有检察院和部分环保组织适于作为原告,同时应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该研究有助于破除现有原告资格的桎梏,确立适当的原告资格,推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展。     

人口转变对储蓄率及利率的影响:基于收入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借助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分析,在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小于1的条件下,通过探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对人们预期未来消费分布和份额变化的影响来确定储蓄率及利率的变动方向.同时,使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出生率、死亡率对储蓄率及利率的作用方向截然相反.其中,出生率、死亡率对储蓄率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并且出生率对储蓄率的作用力要大于死亡率;相反,出生率、死亡率对利率分别存在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且出生率对利率的作用力要小于死亡率.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     

研求学术： 民国时期高校教师公派出国制度的演进

培植本国教师是西学东渐过程中近代中国新式高等学校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途径。民国时期高校公派教师出国制度发展的动因,最初来自高校学习欧美先进知识的需要,以及力图维持教师国际学术水准和激励教师研求学术的需要。此后,这一制度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培养中国本土科技领袖人才和国民政府培养中高级建设人才的目标的推动。因为高校教师在高深学术领域相比普通留学生具有明显优势和效益,因而公派高校教师出国制度不断拓展,并与普通公派留学构成互补互通之态势。在政府、高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推动下,民国公派高校教师出国的路径逐渐多元化、分层化;公派教师的精英化程度增加,公派目标向更专业、更深入的项目研究演进,资助力度和方式逐渐区别于普通公派留学生;高校教师公派出国以研究学术的特质不断增强,促进民国高等学校学术质量的提升。     

论何谓小资产阶级及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一项从民国辞书出发所做的考察

"小资产阶级"是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并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问题有着密切关联。然而相关论述却多含混抵牾之处。考察民国辞书中的相关论述,具体厘清"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及所指,从而探究其与知识阶级的具体关系,辨析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话语的复杂多歧性。     

转型期中国金融排斥困境及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 574个县(市)数据的空间分析

文章以中国2 574个县（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刻画我国县域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特征，量化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即不仅对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还对其他县（市）有显著的负溢出效应；东部地区金融排斥的空间分布以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以低—高集聚为主，其中，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多经济中心的空间分布格局，而西部地区则呈现出大片高金融排斥集聚区包围单经济中心的空间格局；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干预限制了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长期陷入金融排斥的不利境地。研究不仅为普惠金融战略的精准实施提供了大样本的直观证据，还以典型地区为样本，深入分析了金融排斥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及对地区经济的影响，为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应对措施提供政策参考。     

北朝至唐的"尚武"之变与西域乐舞"东传"

北魏时期，传入中原的西部乐舞中的“尚武”之韵，已不再是游牧部族“野蛮”的代名词。到了唐代．它则凝聚了中原文明更多的精髓，既可代表社会集团强力实施的政治、军事行为，又在追求和谐、安宁的大一统中，彰显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并历经了初唐的童稚和天真、盛唐的武功盖世及开元天宝年间的青春和朝气、中唐离乱哀思中的冲动和热烈，直至晚唐，其“尚武”虽在落日黄昏中多幻化为形式，演绎为宫廷艳舞．盛极奢靡之风，但仍不乏将其“老骥伏枥”之志，稀释于艺术的“本真”和“纯然”之中而至生命的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