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法律治理:空间、战略、权利、能力——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会议综述

阐述了学者们在"第五届中国信息安全法律大会"期间,围绕网络信息安全与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所展开的探讨;认为网络信息安全法制建设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兼顾具体国情,厘清网络空间的主要威胁与法制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构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实体与程序性法律框架;强调应重视新技术应用背景下的隐私与数据安全问题,并强化企业信息安全治理责任,发挥其在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中的关键作用。     

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研究

在新的立法潮流和技术背景下通过的独联体成员国示范个人资料法，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示范法不像立法纲要那样具有对成员国直接的约束力，而是试图通过其优良的立法质量来吸引成员国自主将其整体或部分引入本国法律中，其本身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和有益的创新。个人资料流通被放置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成为与个人资料处理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个人资料法调整对象，"个人资料流通的调整"和"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成为独立部分，较之于欧盟的个人资料保护立法而言，不失其创新性；规定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且更为详尽的个人资料保护有关的立法概念，对于正确调整有关个人资料的法律关系极其重要；个人资料主体的权利群与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群，是个人资料立法的两大重要内容，保持了与世界上先进个人资料立法的同频共振，处理者（持有者）的义务按照个人资料流通和处理的阶段与行为类型进行了细致缜密的义务群的设置；个人资料流通的国家调整的职能和角色更加突出，突出"公法与私法保护并重的综合性保护"，特别是关于个人资料主体权利保护机关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和义务，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软件技术保护，作为国家调整手段的个人资料的封存与销毁，及对违反个人资料立法的责任。     

试论信息权的法律确认

面对当前的信息安全形势，需要通过制定《信息安全法》来建立我国的信息安全保护基本法律制度。而要建立信息安全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有必要确立信息权这一新的民事权利。通过确立信息权，可明确与信息保护有关的法律行为，规范有关民事主体信息安全保护的权利与义务，理清信息安全保护中的一系列关系，从而从根本上使信息安全保护有法律保障。同时，也可使其它的民事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论第三方治理合同无效情形下的环境侵权责任界定

第三方治理合同无效的可能情形均被《合同法》第52条所囊括，实践中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情形最为常见。在前述合同无效情形下，由排污企业与治污企业中的一方单独、双方按份、双方连带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等迥异的司法裁判结果均有所呈现。第三方治理合同无效情形下的环境侵权责任界定，应先按"污染源的控制与排放"的"文义射程"甄别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的"污染者"身份，并依法认定其"污染者"责任；对于不符合"污染者"身份的排污企业或者治污企业，若有证据证明其与"污染者"存在共同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行为，则应承担按份责任；若有证据证明其与"污染者"存在共同侵权、共同危险、累积因果关系的分别侵权或者教唆、帮助侵权等行为，则应承担连带责任；若有证据证明其为有过错的"第三人"，则应与"污染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间的最终责任份额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等因素确定，以期实现第三方治理合同无效情形下环境侵权责任界定的息争止纷。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生态环境安全的实践困境与法治进路

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其中,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治理应当同等、同步建构生态环境安全等微视、可及领域的基本安全。在国家治理语境中的宏观生态安全与法治语境下的中观生态环境安全应当界定为同义概念,后者与同处法体系内的环境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在内涵上相区隔,但在外延上相关联,共同构造出生态环境安全概念在动态和静态双重维度的一般法律解释。反观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法治实践,在立法上,包括对于法律概念确立的准确性和解释、法律原则设置的确定性与安排均存在不统一和不一致的情况;在执法上,包括监管制度的建立、监管体系的构建以及监管机制的运行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瑕疵或漏洞,在面临生态环境治理的本土性、国家性与生态整体性间的冲突之时陷入治理困境。有鉴于此,构建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成为应对治理困境的进路:将生态安全从宏观的战略政策转变为中观的法律规范,明晰法学视域下生态环境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确立环境法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法律原则,形成"目的—原则—规则"密合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并将生态环境安全原则的法律秩序追求辐射并渗透到相邻部门法中去,成为建构整体性生态环境安全法治体系的奠基石;将关涉生态环境安全中观的法律规范解构成微观的监管制度体系,逐步确立以生态环境标准为核心的预防、管控和治理制度体系,以生态环境数据为承载的监测和预警制度体系,以平台化为形式的沟通和协作制度体系;此外,健全以"生态环境风险"为中轴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体系,探索以"生态环境主观(公)权利"为基础的行政诉讼体系,建构以"生态环境法益"为核心的刑事司法体系,成为整体性法治建构的屏障;对于域外、外生性生态环境风险的控制,需要依赖广泛、善意的国际合作和成文、严格的国际规则。这一过程,还应当贯穿法治牵制或抑制科技累卵性,最终满足生态环境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治理路径选择

网络恐怖主义将传统的恐怖主义置于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利用网络社会的跨时性、跨域性、信息"爆炸式"传播等特点，将恐怖主义的危害性无限放大，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毒瘤"。当前，在网络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存在过于追求打击成效而忽略人权保障；过于依靠国家力量而忽视社会力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工具应用的效用等问题。在犯罪治理理论框架下，可以从"安全—秩序"价值分析、"国家安全—社会治安"效用分析和"保护—限制"策略分析三个维度入手，深入探讨并解决网络恐怖主义治理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网络恐怖主义治理过程中应当坚持安全需求导向、社会治安效用导向、权利本位策略导向三个基本导向，从而实现合理价值定位、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最佳治理效果。     

我国立法为网络信息安全装上“法律之盾”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2年12月28日表决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旨在为互联网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装上"法律的盾牌"。《决定》以法律形式保护公民个人及法人信息安全,确立网络身份管理制度,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并赋予政府主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手段,重点解决了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滞后的问题。     

论人工智能领域个人信息安全法律保护

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数据和信息支撑着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个人信息在当下的重要性和具有的价值已不言而喻。个人信息的识别要素包括"可识别性"和"可固定性"，人工智能领域的个人信息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不同形式，包括被"智能物"收集的个人信息和被智能系统分析得出的个人信息。而人工智能在不同情形中侵犯个人信息，其侵权主体在现行法律的规定下难以判定。"智造时代"，人工智能严重威胁着个人信息的安全。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同时，更应当对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AI换脸技术的应用风险及法律规制

AI换脸源于深度伪造技术,涉及大量人脸信息,兼具数据属性。AI换脸的逼真度高、操作门槛低,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该技术的滥用导致了较高的著作权、人格权等私权利侵犯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犯罪防控风险。目前域外对AI换脸技术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分散式立法规制和统一立法规制两种模式。我国尚未建立系统化的规制体系,今后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明确以区分应用场景前提下的合理使用为基本规制原则;二是构建事前、事中规制体系,明确研发者的技术伦理和制作者的标识义务、声明义务,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加强传播平台的内容审查义务;三是构建以数据、算法为核心的监管体制;四是严格民事法律责任追究,加大刑法制裁力度。     

彝族传统治理资源的研究综述 ——基于乡村治理视域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设计框架中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基础逻辑。要构建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的 乡村治理体系，应当积极发掘、传承保护、盘活和创新利用好乡村传统治理资源，推进本土化治理，实现乡村善治的终极目标。 彝族传统文化结构中蕴藏有丰富的治理资源，相关学者早从不同视角做过相关探讨或研究。总体看来，目前，虽然学界以“乡 村治理”作为直接视角嵌入的研究尚少，但是早有学者针对彝族的习惯法、家支制度、德古机制、信仰文化、乡村精英等展开相 关研究。众多研究成果表明，彝族传统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和实现乡村善治的独特优势。     

社会企业架构下企业合规制度适用研究

合规制度是企业为依法依规经营，防控企业风险，获取法律激励所建立的治理机制，是特殊的公司治理方式和政府管理工具。社会企业除承担社会使命外，与普通企业面临相同的公司治理问题，包括企业合规问题。然而，社会企业具有不同于普通企业的特性，在适用传统的企业合规制度时会面临诸多问题。一方面，社会企业内部存在着组织目标、治理结构、运营资金匮乏与适用传统企业合规制度的矛盾；另一方面，社会企业外部面临着政府规范合规“滞后性”以及“无差异”的问题。对此，应结合合规制度的本质属性和社会企业的基本特性，从以下两层面进行解决:公司治理层面要培育多元化的董事会，培养基于价值观的合规文化，吸纳利益相关者参与合规构建过程，选用崇尚使命的员工队伍；政府管理层面要广泛开展社会合作，识别企业合规需求。      

金融科技、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

以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与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以及财务风险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显著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企业财务风险在两者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金融科技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优秀企业的治理水平影响最大，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不合格企业的治理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金融科技对内部控制不存在缺陷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为此，政府应对金融科技企业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企业应加大运用金融科技的力度，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减少企业内部控制缺陷，降低企业财务风险，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企业激励理论的国有企业动力机制分析

所有者的动力是企业治理机制的原动力,是企业治理机制得以运转的保障。而这一动力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却严重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我国国有企业终极财权的分离、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完善,激发国有企业动力机制应该正确认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地位和作用,健全经理人员市场,建立选择经营者的有效制度以及设计有效的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入手。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博弈分析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企业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契约关系的集合。而这种委托—代理契约关系又是一种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基于这一原理 ,本文对当前我国国有企业 (包括国有控股企业 )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剖析 ,并从健全博弈行为主体、建构重复博弈运行机制、完善可实施的惩罚策略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环境治理现代化视角阐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内涵,而环境治理观念现代化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全面加强党对环境保护的领导是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为此,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支撑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及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推进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运用绿色技术创新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及运用环境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环境治理的科学化水平.     

中国家族制私有资本制度创新的思考

我国私有资本大多采取家族制企业制度方式,目前家族制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权不清、产权结构单一、企业治理结构不科学、企业文化落后等,这些成为他们继续扩展的障碍,表明他们已经到了制度创新时期。本文主要从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企业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家族制企业制度创新路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IT治理：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员工参与

IT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是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利益相关者为了让IT产生最大收益并解决IT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设计的与IT有关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本文提出股东应重视激励员工参与IT治理。员工有参与IT治理的动力,他们就可以通过"监督"管理者和在IT治理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式来减少IT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     

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探索——基于契约关系的视角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深化和攻坚阶段。辽宁省作为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众多,其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也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在辽宁省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公司治理方面的困难,例如,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行政型治理模式和代理成本高等。完善公司治理成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解决辽宁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产权契约关系不完善和行政型治理模式缺陷有利于促进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效益的提升。从契约关系的视角探索辽宁省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旨在提高辽宁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率和企业竞争能力。     

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组织外部环境与内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全球性竞争,使组织环境更为复杂多变,组织创新研究也因此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西方企业理论关于组织创新的分析存在明显的缺陷。组织创新的实质是组织适应环境、谋求创新租金的协调进化,其关键是组织治理结构。加快我国企业的组织创新是推动企业改革、获取组织构造优势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