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与地方宏观调控

我国采行单一制下的五级政权体系,地方在其权限内,可以并且应当通过规划、产业政策、预算、地方权限内的税费调整、政府债务和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措施等,对本地方经济进行整体、间接的调控。法治具有地方性,鉴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宏观调控的自由裁量、相机抉择特征,地方宏观调控是地方法治的集中体现和关键所在。问责制框架下动态的用权和控权,是地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和模式所在。     

从"命令"到"服务"的转变——农村法治化背景下基层政府转型思考

在农村法治化建设大背景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构成了基层政府转型的现实基础,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基层政府转型的制度基础.实现基层政府转型,必须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追求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着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成为农村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保障,同时充分尊重农村地区实际情况选择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从理念、职能、服务模式等多层面展开有效的工作.     

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法治意识论要

产业政策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方式,围绕其利弊,2016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大论战,至今未息。在现代法治社会,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问题。产业政策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如何保证产业政策与法治要求相容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均应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政府以产业政策干预经济,不仅要考虑经济目的和政府意志,更要具备基本的法治意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这些基本的法治意识主要有"有限政府"的意识、"权利平等"的意识、"透明决策"的意识和"责任政府"的意识,这些基本的法治意识是促使政府产业政策与法治要求相容的深层保障。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刍议

数字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我国一向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然而,数字经济的特点也给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带来了新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夯实法治基础,提升政府服务和治理的数字化能力,落实司法数字化支持,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法治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三个层面的评估标准体系建设,完善有效的企业合规体系的建构,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司法与执法合作,努力优化数字经济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我国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也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的法治化进程作贡献.     

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的阻却因素分析

行政内部监控法治化是我国推行法治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就其现状而言,行政内部监控还存在着较大的法治缺失,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首先找准行政内部监控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目前我国行政内部监控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监督体系存在欠缺;最为常用的层级监督也存在诸多问题;专设的监督部门的法律地位被虚置。探讨行政内部监控法治化的缺失是为了有针对性的对症下药,为构建完善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法治保障。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之思考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是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进程的监督手段。构建相关评价体系必须首先厘清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逻辑起点、核心要义与终极目的,以区别常态化的城市法治评价;进而厘清应遵循的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之基本原则;最终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3个方面来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经济治理现代化与产业政策转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即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核心问题一直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产业政策则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增强了推进产业政策转型的紧迫性,而且也为这种转型明确了基本方向,即产业政策需要符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按照上述要求,中国产业政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转型:一是明确产业政策功能定位,使产业政策聚焦解决市场失灵所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二是转变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实现产业政策向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为主转变;三是推进产业政策手段转型,实现产业政策手段向市场友好型方向转变.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从依法决策到行政决策法治化

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依法决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这是国务院在总结依法决策经验基础上针对推进依法行政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顺应法治推进需要而对依法决策要求的深化与提升,是法治政府逻辑演进的客观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奠定了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根基;公共利益之强化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了价值基础;党的决策规范化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给予了实践引领;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行政决策法治化以内在动力。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现实选择。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面临着诸多困境。为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需要健全行政决策法律体系、提高行政决策主体的法治意识、完善行政决策法治化的保障措施、强化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