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

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可有效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捍卫个人权益，促进产业在"安全"中得以"发展"。我国相关立法中规定的企业安全保护义务多为静态性、措施性的管理性义务，不足以防御多变的安全风险；企业安全法规遵从激励机制缺失，合规动力不足；企业信息安全文化的普及力度欠缺。解决以上难题，应基于"法律治理"思维，将"法人治理"定位为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重心。在制度设计层面，适当借鉴美国企业信息安全法律治理在立法监管与企业自治中的有益经验，以信息安全法律治理的基本原则为指引，充分发挥立法激励作用，鼓励所有企业建立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信息安全"法人治理"结构，对企业董事、高官人员的信息安全义务之履行予以充分重视，增强企业信息安全文化建设，凸显安全文化的价值。     

反恐形势下的全球网络治理发展态势研究

现阶段恐怖主义在文明世界严防死守的高压策略下依然屡屡得手,恐袭机率日趋频密;另一方面,应当看到世界各国已更为重视互联网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积极尝试在网络治理规范建设过程中更多地容纳反恐斗争的诸多因素、更好地助益反恐目的的最大化实现。在此时代背景下,更多的立法者已经注意到需要在网络治理领域引入新的规范格局,在网络安全的高度修正和完善网络治理路径。而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以网络安全为重心的顶层设计旨在对两者各自的一般权重做出侧重性安排,以实时共享为特征的制度设计更追求安全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司法判例的基本立场在于精致地限制私人权益以尽可能地满足安全的需要,而强化网络信息内容的管控则是各方安全诉求日趋迫切的直接结果。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研究——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要求上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立场必须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这一立场来源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在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不同内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改革开放的评判标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社会发展理念,这些具体内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根本立场的思想表现更具时代性、导向更具目标性、需求更具多样性、落实更具艰巨性。这就要求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我国人民主体地位不动摇,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导向,以人民利益为最终评价标准,只有坚持这些标准才能调动并发挥人民的创造精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中国教师教育政策70年演进历程及理性反思——基于价值取向与工具选择的双重视角

政策价值取向规定了政策工具的向度，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价值取向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师教育政策历经了政治价值取向、经济价值取向和"教师本位"价值回归三个阶段，并呈现出六大特点：利益诉求，由强调"国家本位"走向注重"国家与教师本位"；动力机制，由"外延发展"走向"内涵发展"；价值取向，由"服务政治""效率优先"走向"公平均衡"；路径探索，由独立封闭走向多元开放；运行机制，由职前培养走向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政策工具，由单一的行政手段走向"混合型"工具集合体。其中的原因既有政策演进内在规律的制约，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先导性作用、教师教育政策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教师教育发展所处的历史背景、教师教育利益主体的博弈，以及国际教育理念的引入与驱动。不再仅仅是对教师教育政策文本进行解读，而是从价值取向和工具选择的视角探讨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可以促使政策研究者对我国教师教育政策过程展开理性思考，推动教师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建构探析

边疆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屏障,非传统安全逐渐成为边疆安全的主要威胁。从国家安全治理的角度来看,边疆非传统安全具有系统性、复合性、跨域性、转化性和民族宗教性等特点,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体系上的条块分割化、结构上的主体碎片化和能力上的整体滞后化之间的张力凸显了边疆非传统安全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构建边疆非传统安全的合作治理机制,应当从国家间安全合作、多主体联动、治理资源整合、治理制度建构等方面入手,整合不同区域、部门和组织的力量,架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网络。     

精准扶贫中的多元主体合作策略——基于大病医保巴东模式的扎根研究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在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救济的开展等方面贡献了新做法和新力量。其中，扶贫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逐渐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影响与实效的活动。在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采取何种合作策略是理论和实务界关注的议题。基于单案例的扎根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大病医保公益基金与湖北巴东县实行的“巴东大病医保模式”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发现扶贫类社会组织同政府的具体合作策略有3种：信任策略，构建无利益的伙伴关系；行动策略，调动双方人力共同行动；协调策略，及时根据政策更新调整合作。以此来实现扶贫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发挥社会的治理功能与辅助作用。研究发现：3种策略间存在时间先后关系；合作策略推进过程中其价值能产生附加值；在不同的策略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产生更替变化。因此，扶贫类社会组织同政府合作策略应遵循“互益共进”的行动逻辑。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确定性的毁灭——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开端试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秘密起源".本文将首先说明黑格尔为什么要以"感性确定性"作为<现象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阐明黑格尔本人对"感性确定性"的辩证分析过程;最后,我们将指出黑格尔在此处用语言瓦解感性确定性时所犯的错误,并就此提出我们的见解.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都理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成都理工大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引,着力打造校园文化标识,着力提升校园文化内涵,注重构建校园文化建设平台和文化建设机制,动员全体师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通过建设,校园文化的软硬件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师生同台的校园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为学校的发展、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动力。     

中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原因分析

利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分析我国国际旅游业的结果表明:自1992年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内贸易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距离因素、相互倾销、政府政策、旅游资源禀赋差异、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各阶层收入的扩大是我国旅游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原因。由于我国出境旅游的高速发展与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对其进行适当调控有利于体现公平。     

论建筑物共有空间的利用权

随着住房商品化,住房产权出现了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不同所有权,在共有空间的使用中,邻里相争者屡见不鲜,但此处空间利用权的归属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对该问题从权利的来源、特性、界定等方面加以探讨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