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关于网络涉腐舆情有效引导的路径研究

网络涉腐舆情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的一种新常态。通过整合条块分割的反腐资源,建立网络涉腐舆情品牌机构、反腐平台的信息共享机制和高素质队伍,创新信息获取模式,畅通网民话语权渠道,建立与网民多元良性互动,加强网络媒介道德素养教育等,来正确引导并有效处理网络涉腐舆情。     

微时代新媒体涉腐舆情公众参与研究

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全党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微时代下,公众参与反腐既是主观需要也是客观形势所需,新媒体涉腐舆情固有的隐匿性、多样性、全面性、持久性等特点,为当前反腐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对监管新媒体舆情提出了新挑战。因此,有必要从新媒体舆情监管法制建设、新媒体网络文明宣传、新媒体技术研发、官方微博舆论引导、媒体间合作网络治理、约束大"V"网络语言、维护司法权威等角度入手,健全新媒体涉腐舆情公众参与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模式研究

在新时期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在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领域,由政府直线领导下统包统揽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维持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要,同时,一种更加重视民生的,多元治理主体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得以推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着重研究如何从实践中找到网格化与政府治理的契合点,从而充分发挥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     

拓展网格化管理与创新社区治理机制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我国目前重要的实践与理论课题。实行网格化管理,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与重要内容。学术界对网格化管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网格化管理进行分析,把网格化管理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探索提升到社会治理的层面来总结思考,提出了创新社区网格化治理机制建议。     

涉检网络舆情应对的多维度思考

涉检网络舆情是公众在互联网上针对与检察机关有关的事件、行为及问题发表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意见与看法,并形成的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舆情事件。它具有弱权威性与强参与性、突发性与紧迫性、监督性与批判性、"乌合之众"与道德至上倾向以及理性缺乏与群体极化倾向等特点。网络时代要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涉检舆情引导,其本质在于检务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目的在于提升检察机关的美誉度与执法公信力。科学进行舆情引导要把握介入时间、介入姿态、介入方式、介入途径等四项基本原则,依法解决实体问题,灵活运用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等多种传播宣传技巧。     

当前网络舆情的管理状况与治理路径

网络舆情作为舆情的一种新形式在我国有着特殊之处和研究价值。加强对网络舆情治理研究,并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进行科学引导和管理,是当前社会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促进网络社会参与、提高社会认同、维护社会安全的必然选择。而客观分析当前网络舆情的治理状况,为提出合理对策打下基础。     

基于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大数据技术开始改变舆情模式,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应对策略,以丰富该领域研究成果,为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

如何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外部性三个维度检视当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治理效力不足和网络渠道阻塞三重风险。这主要源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的完备性、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对此,应完善以公共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并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体系化力量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     

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及治理研究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不断发展,高校学生通过各种媒体途径获取、传播信息愈发便捷,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和水平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尝试从高校网络舆情主要类型入手,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进行细致阐述,并围绕当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工作开展现状,提出构建完善舆情引导机制、积极搭建宣传引导平台、建立专门舆情引导队伍、重视学生思政网络教育等措施,实现对高校网络舆情的有效管理与处理,也希望阐述内容可以为其他高校网络舆情管控提供路径指导。     

论信息化反腐模式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当前网络反腐存在的问题,寻求构建基于信息化条件下的反腐模式,实现民间自发的网络反腐与官方自主的信息化反腐的有效对接,架构高效、快捷的信息化反腐模式,加强对信息化反腐模式的引导,整合优化反腐的力量和资源,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信息化反腐人员的素质,对推进新形势下我国反腐倡廉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高校反腐倡廉与制度创新

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问题,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思路。本文试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高校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健全多种监督形式的网络等方面阐述以制度创新促进高校反腐倡廉工作,从标本兼治的理论与实践上探索高校反腐败的新路子。     

意识形态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研究

加强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建设,是提升治理能力、有效应对意识形态网络舆情严峻态势的需要,也是塑造清朗网络空间、切实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是各级党政机关面临的重要任务。当前,在意识形态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还存在舆情监测、预警、引导机制不完善,舆情预案演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建设力度,从监测预警、引导处置、预案演练等方面入手,构建立体化舆情应对长效机制,以提高意识形态网络舆情监控引导力,保障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     

论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的战略思想 ,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廉政建设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研究邓小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现实意义以及主要措施 ,对加强党的建设十分必要。     

“网络反腐”中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分析

依赖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快捷高效的特征,“网络反腐”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尊重和回应民意,能否实现媒体、民意与政府的良性互动。通过对“表哥”杨达才的“落马”事件过程的回顾分析可以发现,在当前的“网络反腐”事件中,一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即“自媒体一传统媒体一全媒体一政府回应”的互动模式已经形成,这种发自网络自媒体直至政府做出有效回应的新型互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民意与政府的互动,必将有助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     

网络民意表达与当代中国新型公民

从宪法学的视角分析“周老虎”案可以发现,中国公民正日益成为具有自由意识、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新型公民,成为当代中国日益孕育成熟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分子。正是由于拥有这样一批市民社会的核心力量,才会出现“周老虎”案这样广大公民借助网络媒介来自由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现实案例。公民对虎照真实性的追问,其实是在质疑某些政府部门的诚信与责任心,表达对“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期盼。     

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当今社会逐步进入“麦克风时代”,网络逐渐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发酵和传播的重要平台。由于网络平台信息传播扩散的无约束性与匿名性,加上群体性突发事件结构的复杂性和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还缺乏深入的科学认识。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明确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概念,梳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过程的系统要素、要素因果关系和反馈结构进行系统分析,建立群体性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基于网络舆情孕育期、传播期、扩散期和衰退期4个演化阶段提出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惩防腐败体系的几点思考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联系高等学校的实际,就建立健全高校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大意义以及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监督制约三方面提出几点思考意见。     

构建高校反腐长效机制的思考

高校是以学术自治为核心,承担教书育人工作,具有专业性、自治性等特征并遵循独特运行机制的特殊社会组织。高校的发展状况不仅关系到教学科研水平,也关系到年轻一代人格的塑造,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及国际竞争力。因此,必须对当前高校腐败事件予以深刻的认识,确立以反腐为主题的长效监督检查制度,预防并减少高校腐败行为发生。高校腐败的深层原因是行政化传统管理模式带来的权力高度集中,应通过建立长效监督检查机制实现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有机结合,在建立有效惩戒机制、防范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同时,不断推进去行政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