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与雾霾污染——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以城市网络为依托的多中心经济发展新模式日益凸显.为此,文章结合城市经济和环境经济理论,通过计算城市规模分布的位序指数以及变换的首位度指数来测度各省份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区域多中心发展模式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对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区分城市规模和冬季供暖情况之后,此结论依然稳健.同时,测算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省份处于雾霾污染随着多中心水平的提升而下降的阶段,多数省份的雾霾污染则随着区域内多中心水平的提高而加剧.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市场一体化和要素流动是多中心空间发展模式影响城市雾霾污染的重要途径,且前二者与多中心空间结构能够对降低雾霾污染产生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从雾霾治理视角思考中国未来区域空间发展模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出口贸易与城市规模关系再检验——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CSSCI

为了发挥以出口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对城市规模的作用,需要厘清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2个城市的经济地理和夜间灯光数据,构建纳入要素市场与产业集聚模式的出口贸易影响城市规模理论框架,探讨出口在城市规模动态变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中部地区以及非资源型城市均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但在经济较不发达的西部、东北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存在。此外,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影响要素市场和产业集聚影响城市规模。本文结论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关系——基于我国城市数据的分析

利用卫星反演得到全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雾霾污染数据,构造了2007-2016年非平衡面板,通过扩展的STIRPAT模型构建了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城市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分地区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关系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仍呈现显著的倒“N”型关系;而西部地区则呈现“U”型关系。扩大副省级城市的范围,进一步分析城市行政级别对雾霾污染与城市规模关系的不同影响,发现两者的倒“N”型关系在普通地级市中更为显著。     

集聚与企业的出口决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9-2007年之间140多万个微观企业的数据样本,运用动态随机Logit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重点考察了出口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对潜在出口者出口倾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同类行业出口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有利于企业出口倾向的提高,但这种出口集聚的溢出效应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即二者之间表现为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地级区域层面的出口企业集聚并未达到最优水平。     

城市蔓延、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来自中国企业数据的证据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不断向外低密度式地扩张,城市蔓延所带来的外部性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城市经济领域的热点研究话题。为此,在借助外部性理论讨论城市蔓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之后,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微观层面系统探讨了城市蔓延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的生产效率随着城市蔓延水平的持续提高呈现先降后升的正U型特征;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城市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口规模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城市蔓延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尽一致,这为中国各地区从生产效率视角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制造业集聚与雾霾:基于能源消费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2004—2016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引入时变工具变量,细致探讨了制造业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能源消费展开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通过技术进步抑制了雾霾污染,异质性分析表明,以专利表征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在低能耗地区显著存在,且作用效果更强,而在高能耗地区该机制并不显现;空间效应分析表明,雾霾污染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和时间上的滞后效应。     

我国文化产业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差异——基于59306家文化企业数据的比较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逐渐突破地理局限呈现出虚拟集聚的新趋势。文化产业地理集聚主要依托地理生产链上的相关企业形成延展,而其虚拟集聚则借助信息网络实现了跨区域合作。基于文化企业专利数据,使用统计分析与结构洞法对文化产业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的组织特征加以洞察,结果表明：广东、江苏、上海和北京是我国文化产业地理集聚的中心;文化产业虚拟集聚则以江苏和北京为重要节点辐射全国。但文化产业的地理集聚与虚拟集聚并非替代关系,它们彼此影响、互为促进。因此,我国应该进一步落实文化科技政策,加强技术投入,完善文化产业集群治理,通过协同地理与虚拟集群的双重优势,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财政分权、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热点议题，文章基于我国1997—2016年数据从财政分权、经济集聚的视角出发实证检验了其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分别产生负向和正向作用，经济集聚可以促进财政分权减少环境污染；进一步针对地区进行分析，发现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差异会导致财政分权、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较大差异，财政分权导致东北和东部地区污染加剧、中部和西部地区污染减轻，经济集聚明显有利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利于东北和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减少环境污染。应因地制宜推动财政分权改革和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创新，以提高环境质量。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_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与环渤海城市群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

城市群作为区域增长极,它的发展可以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并通过集聚效应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形成良好的产业布局。而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城市群,近年来一体化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入手,对比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经验;分析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经济联系现状;探讨针对北京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所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环渤海城市群内部城市间应如何协作,以流通产业为先导,合理调配资源,实现区域经济的长足发展。     

基于GIS-DEA的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分级与演化研究

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的数据包络方法(DEA)和全要素TFP指数对城市使用外资效率和城市交通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趋势面分析和空间演化格局分析对中国19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发展演化进行研究,探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与空间演化趋势,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观测其历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演变。研究发现:城市群使用外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均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使用外资规模效率与国际贸易集聚效应尤为领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便是东部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鲜明缩影;中部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西部城市群省会中心城市与直辖市的集聚效应极具优势,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辽中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优于哈长城市群,但东部地区城市群整体规模效率较低。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提升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高速铁路与城市环境污染——基于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一直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聚焦蓝天保卫战等重点任务，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壮大绿色环保产业，大力推动绿色发展，使生态环境质量继续得到改善。相比中国城市内部交通污染物带来严重的“城市病”问题，以电力驱动的高速铁路列车是最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之一。文章通过构建新的高铁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广义空间二段最小二乘法及2010—2018年全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不仅系统地分析了高铁是否对空气污染、单位GDP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及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产生重大影响，还分析了这种影响发生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意味着环境污染治理要遵循区域联防联控的策略；高铁对环境污染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对于没有高铁的城市，高铁连通城市PM_2.5年均浓度、单位GDP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及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分别降低1.5%、11.4%和12%;东部和西部地区高铁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显著，非中心城市高铁对环境...     

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与经济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为了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对其他城市发展的影响,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选取区域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以1995～2017年城市间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通过构建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两个计量模型,并对模型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考察、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就区域内中心城市是引领带动还是产生“虹吸效应”,高铁开通对城市协同发展有什么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有影响,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土地规模的不同集聚导致这一影响效应不同,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对这一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同时,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也有影响,且高铁开通在城市规模对经济协同发展影响的路径中也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基于同城化与产业同构效应的城市层级体系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国内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区域信息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其内部城市间的同城化效应逐步增强,城市体系结构和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演变,目前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次中心的城市层级体系,并存在产业同构现象.文章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同城化指数,且利用经验数据分析了在多中心城市体系中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为了考察城市的初始禀赋对自身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采用截面OLS回归的方法,并选取2006年和2012年的数据观察城市体系结构的变化.回归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在特定条件下显著,并通过比较发现2012年次级中心城市尤其是南京市对其外围城市的影响相对较大,同城化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增加了产业相似度,且验证了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受到行政壁垒影响的假设.     

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识别——基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政府进行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文章从工业企业生产率视角识别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地级市统计数据,考虑城市人力资本变量的内生性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城市人力资本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本后,城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越高,工业企业的产出越高,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显著,且人力资本正外部性主要存在于人口规模300万以上的大城市.从工业内部看,行业内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增强,而行业外人力资本正外部性随城市规模扩大逐渐减弱.从企业异质性看,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从城市人力资本提高中获得的正向溢出效应更大.此外,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越高,地理区位距离港口越远,越不利于工业企业产出的提高.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发挥大城市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增长尤为重要.     

城镇扩展过程中的聚集均衡与新型城乡形态的农村聚落分析

聚集能够产生节约且居民户住址选择遵循地租衰减规律,因此城镇规模的增长就是聚集与扩张的均衡。新型城乡形态下的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城镇化也需要遵循聚集效应以产生经济节约,从而促进农村局面快速转变,农村城镇化稳步推进。但是农村聚落聚集节约与城镇发展有所不同:宅基地是私人财产、居民过分关注当前、区位条件差别较大、居民经济耐力较低等。同时农村工业聚集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包括城镇基础设施落后、产业聚集成本过高、政府支持有心无力、硬性搬迁被形式化等。探索创新性的农村城镇化模式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