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仁”学体系考论——兼及《论语》思想体系的“内隐”特征

《论语》"仁"学论争主要集中于"仁"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具有体系性。《论语》中孔子以特定语境中的"省略式"清晰阐释了"仁"本质（爱人）及其临近属概念"德"，朱熹相关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可为证。《论语》中还阐释了"仁"本源（孝弟）、价值（利国利民），并进一步具体阐释为以"爱人"为其内核的"恭、宽、信、敏、惠"，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等实践要求，以"仁在其中""近仁""鲜矣仁""不仁"等形成"边界"，与老子、苏格拉底比较，是轴心时代早期最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且沿用至今。除了解释"仁是什么"，《论语》中还阐释了如何"为仁"，何为"仁者"，由概念、实践特性与实践主体构成完整的元儒"仁"学体系。《论语》"仁"学立足于实践智慧与社会效益，确立了具有鲜明是非、爱憎且注重利国、利民实绩，既非求全责备、也非徒有虚名的"仁者"条件，对于现代人类伦理构建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     

符号化生产在民族旅游舞台表演中的运用——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

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民族文化中的歌舞艺术因正好契合旅游者的符号消费需求而成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商品。文章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分析了《高原红》舞台表演的符号化生产逻辑及其特征,指出为迎合旅游者的"符号化"消费欲望而生产出的民族文化表演,其原生性的符号所指已经完全被消解,经过取舍、改装之后的再生性符号能指则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生产及消费的共同指向。     

“三权分置”政策下土地承包权的再确认——基于《民法典物权编》的展开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入法提供了有效路径，但仍需进一步明确与细化，《民法典物权编》主动承担了补缀修葺之重任，但也存在些许不足。"三权分置"政策中的土地承包权不是土地承包资格权，也不是没有身份属性限制的新型用益物权。从《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看，采取了通过完善已有用益物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来实现"三权分置"的政策目标。基于"家地一体"的农村生产生活传统和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实考量，土地承包经营权宜以户而非成员为权利主体，其并不影响因特殊情形而进行的土地调整需求。遗憾的是，《民法典物权编》并未将非农户经营"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而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出去，纳入可以登记强化保护的土地经营权范畴。土地经营权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债权，允许流转期限5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办理权属登记进而赋予其对抗效力，能够满足权利稳定性和公信力要求。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抵押权能，其客体是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因身份限制仍不能抵押。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发展转型的现实逻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明确"双循环"一个要义，打通供需两个端口，耦合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三个链条，循环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四大要素，练好新理念、新科技、新经济、新基建、新机制五大内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将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困境提供新思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指明新方向，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西部来信”与美国的国家建构——以萨缪尔·鲍尔斯《我们的新西部》为中心的考察

美国内战后,以西部见闻为主题的旅行书信在各大报纸上涌现,记者、文人和政客通过风景话语参与国家重建和文化重塑,"西部来信"在此意义上成为美国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共和党人报》记者萨缪尔·鲍尔斯于1865、1868年加入由联邦官员主持的两次西部之行,据此撰写的旅行书信在当时具有代表性,集结为《我们的新西部》一书。其中,关于太平洋铁路、大平原和印第安部落的叙述为经历战争创伤后的美国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凝视和想象共和国的入口。首先,鲍尔斯将太平洋铁路作为联合各州的文明纽带,借助"铁路现代性"触发的与历史的"断裂"意识,促使人们遗忘过去,看向未来,并预设了一副美国"天命论"之下的"统一的帝国风景",旨在为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做铺垫。其次,作者笔下的大平原形象经历了从"大沙漠"到"大牧场"的转变,"荒地变花园"的拓殖神话有助于调动起美国人攻克"最后一块边疆",进而征服整个北美大陆的普遍愿望,联邦在地理空间和文化象征层面的不可分割性得到了重申。最后,印第安部落在西部的迁徙和游荡被处理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以佐证白人至上主义,强调盎格鲁-美利坚人天然享有美洲土地的归属权。而印白冲突在文中的夸大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一方面弱化了南北分裂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在想象"野蛮他者"的同时界定了民族自我。经以上描写,西部被塑造成南北和解的场域、"大陆帝国"的缩影,以及上帝赋予清教徒的"应许之地",作者以此架构起以"重聚"为核心的国家前景、国家身份和文化共同体。但这样的"新西部"传递的是征服者(白人定居者)和胜利者(北方联邦)建立的知识秩序,由此形成的报刊民族主义话语看似整合了相互冲突的地方观念,激发起一种广泛的、无差异的美利坚民族性,实则未能成为弥合分裂的利器。同时,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进步观、土地开发假说和文明等级论等,反而加剧了重建时期的社会动荡,透射出美国国家建构中的内在矛盾与分离危机之根源。     

中国古代“医学人文”论

医学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中国古代医学人文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全世界共有的稀缺资源。古人对疾病、治疗、预防、健康、生命的系统思考与经验积累,弥足珍贵,"疾病"不仅是对个体身心患病的写实性描述,而且超越医学本身内涵,被赋予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深层意蕴。"以人为本""尊道贵德""大医精诚"是医学人文的思想精髓,具有多层面、跨领域、综合性特点。"医乃仁术"是医学人文精神的最好表达,医学的本质是对"生死之道"的追问,是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的高昂。"健康"指向生命个体处于"神与形俱""阴阳自和""天人合一"的最佳功能状态,关涉医学人文的本体问题,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普遍意义。"大健康"背景下的治疗观是"医学人文精神"得以确立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倡导"以道驭术",以人文精神引导医学技术的运用;"治未病"思想体现出医学实践的终极目标由"治病"为主向"健康"目标的推进;"以人为本"强调作为医疗对象的"人"的完整性与个性化,重视人类生活的现实存在与精神问题。医学人文精神提倡人性关怀,强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不仅体现为"医乃仁术"的普遍自我关怀,而且表现在"生死之道"的价值追求与意义反思,展示出人类的终极关怀与人性观照。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医学人文,对建设中国特色医学人文学科、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提升人类健康指数等,具有重大意义。     

命题形式与命题的符号化

命题形式是用符号来表示的,但命题形式是不是就是命题的符号化？传统逻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数理逻辑却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数理逻辑的谓词逻辑对非逻辑常项的引入,导致了命题的符号化和命题形式之间的相对分离,使命题形式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命题的符号化。命题的符号化可以借助非逻辑常项实现,但纯命题形式不包含非逻辑常项,在纯形式推演中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逻辑常项。     

逻辑演算与形式化方法

逻辑演算对推理形式有效性的研究 ,比传统逻辑更抽象、更严格 ,其原因是形式化方法的运用。形式化方法包括构造形式系统 (语法的 )和对该系统进行解释 (语义的 )两个阶段。以一阶逻辑演算KL 系统为例 ,形式化方法的前期阶段 ,又包括符号化和系统化两个步骤 :符号化是用特制的人工语言符号将推理形式或演绎关系公式化 ;系统化是在符号化基础上构造形式系统 ,即用系统给定的公理和变形规则推导出一系列定理的形式证明系统 ,这是逻辑演算的主要内容。形式化方法的后期阶段或第三步骤是对系统的解释 ,也称模型化。经过解释 ,该系统的符号、公式有了内涵 ,从而就有了更普遍的适用价值。纯形式的逻辑演算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也因此变得十分清晰     

中国经济:从客场到主场的全球化发展新格局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亟需从过去那种瞄准国外市场进行出口导向的客场经济全球化，转向基于内需的主场经济全球化，即在扩大内需条件下更好地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壮大来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中国进行主场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在于把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增加高级生产要素投入，把全球价值链转化为具有促进产业升级功能的全球创新链。这需要以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为指导、以国内价值链为依托、以现代化产业集群为载体、以"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契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等多方面协同推进。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其具体政策取向包括坚决激活和维护市场主体活力、搭建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更加重视和强调对内开放等。     

中国梦：人才梦——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环境建构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的竞争尤为凸显.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的攻坚时期,极需大量高层次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就是人才梦.根据全球人才流动的趋势和我国人才流动的现状,要使这一中国梦被世界优秀人才认可、接受并践行,就需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引才、留才”环境,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强制度环境建设,采取灵活的引才机制,积极拓宽引才渠道,以更加开放的人才态度吸引海外人才.     

符号价值与财富幻象的生成

符号价值是指在某种意指关系下,物或者符号本身的意象在市场交换中由于满足了人对声誉、社会地位、权力等等欲望的精神需要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符号价值生成财富幻象的形式和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符号价值作为终极价值,被人们所崇拜和追求,成为财富幻象生成的目的因;二是符号对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区分成为人们追逐财富的不竭动力,成为财富幻象生成的动力因;三是符号运作对生产、市场以及人的消费偏好的左右,并通过智能化媒介,如电视、网络、微信等载体,把符号运作所逻辑设定的物或者符号本身的意象不断向大众渲染和撒播,构筑覆盖全社会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拟真世界,使大众屈从于符号价值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从而符号运作成为财富幻象生成的形式因。上述诸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人们对于财富的崇拜由传统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走向符号拜物教,从物化、异化走向幻化。?更多还原     

美国智库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治理的路径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启示

美国智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治理多端主体中的重要角色，从纵向历史来看，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化契合了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从横向视角来看，智库深度参与政治体系运作、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传播、积极进行对外意识形态渗透、搭建思想共识平台，以及借由"旋转门"机制，积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等，在意识形态治理中扮演着愈益积极的角色。尽管制度属性有本质差别，但美国智库深度嵌入国家意识形态治理体系的举措，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以专业化为趋势，政府主导建设特色智库方阵；以职业化为标准，营建智库人才成长和流动机制；以多样化为布局，多管齐下扩展智库的影响力；以专题化为突破，集中攻坚意识形态治理瓶颈。     

象征符号视野中的民族旅游策划与旅游体验

民族旅游现象的内核是旅游体验，而旅游体验在本质上可以看成是旅游者对民族象征符号的解读。将象征符号纳入民族旅游策划和体验的研究视野当中，阐释象征符号在策划体验型民族旅游产品中的重要性，分析民族旅游产品策划中的符号化运作过程，对于促进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当代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研究——基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

当代社会的消费行为已经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满足人类发展需要的一种活动,而是成为以符号消费为特征的日常生活方式.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刻意远离生产话语,隐藏着对资本增值为核心的生产方式的辩护.当我们把消费的符号化放在资本逻辑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就会发现符号化的商品体系恰恰构成了维护资本逻辑的生产方式的重要权力策略,引导人们自觉认同资本逻辑的“先天”合理性.这种权力策略正是当代消费社会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本质所在.     

高校人才无序流动现状分析及对策

高校人才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人才市场运作的不规范，导致出现高校人才无序流动现象严重，由此会引发许多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治理，以建立起公平、公正、合理的高校人才流动机制和竞争机制，促进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符号化语言在日本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符号化思维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艺术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符号创造形式,艺术符号的创造过程是精神与审美文化的提炼过程.日本的招贴设计运用符号化语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符号化语言在日本平面设计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写真符号、隐喻符号、怪诞符号、残缺符号、交叠符号、平面符号和字体符号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的基本思路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形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担当历史使命的根本保障。遵循党中央的基本思路继续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的需要作为终极目标关怀，运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方式，以协调发展为实践要求，遵循法治化、规范化、有序化的基本方法，以人民为中心的评判标准、认知标准和人文标准三个维度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效评判的主要标准，从而保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贯彻落实。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高层次人才资源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第一资源.由此,从人才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作用的角度对高层次人才进行了界定,并提出了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三大措施,具体包括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有较强吸引力的人才集聚机制;优化高层次人才的使用与激励机制,构建高层次人才安全工程;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力度,为高层次人才队伍不断输送后备力量.     

数学中的符号及其教学

数学是高度符号化的一门学科,数学符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课程标准中提出了发展学生的符号感。在数学符号教学中要使学生经历概念的符号化过程;合理地选择符号;正确地理解符号;适度地符号化;反复地进行符号还原;寻求数学符号的外部联系。     

人才安全与党的执政安全

人才安全是党的执政安全体系中最本质的安全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才建设成绩斐然。但目前人才安全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是人才总量相对偏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人才观念滞后、体制不健全,限制了人才作用的发挥;三是人才资源外流严重,削弱了我国人才队伍的实力;四是投入不足,后续人才培养乏力。强化人才安全,一是要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保障人才的供给安全;二是要加强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保障人才队伍质量安全;三是要完善人才吸引和使用机制,保障人才效能安全;四是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法律化,保障人才流动安全;五是要健全人才工作领导机制,保障人才工作方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