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竞争与权力流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变化

疆域构成国家治理权力活动和流动的空间边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外。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会促使“超级国家”出现。“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技术援助、芯片控制等方式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使得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即一部分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配置在“超级国家”疆域内；翘板的倾斜方向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中国在应对“超级国家”的“智能霸权”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及其衍生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既丰富了国家治理的技术工具选择,也促使国家治理产生深刻的算法依赖。算法偏见的存在及其隐蔽性会引发国家治理公平难题,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不同主体都可以找到卸责理由从而会引发国家治理责任难题。人工智能企业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因而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的算法依赖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应对算法依赖引发的国家治理难题既需要人工智能企业自律,也需要国家加强监管。建立硬覆盖算法备案说明制度、不定时算法抽检审查制度、开放式算法结果观测制度,是推进国家监管的关键行动举措。     

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

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权力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将发生多面向变化。超级企业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主体组成从国家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枢纽部门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部门格局从散点状结构转变为伞面状结构;领头国家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从整块式结构转变为翘板式结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权力流动背后的责任匹配与技术霸权问题有待思考,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预判值得期待。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人工智能时代权力的规训路径

人工智能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也改变着权力的具体形态。首先,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网络权力。在形式上,网络权力是一种人人自由驰骋网络的自主权利;但实质上,网络权力却是一种无孔不入的强制力,一种人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内在影响力。其次,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数据权力,这种数据权力通过追踪、监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进而在注意力规训和思维方式规训中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规制和重塑。此外,无所不能的智能技术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算法权力,这种算法权力既可能使我们面临知识精英与资本寡头共谋所带来的新的人类专制,也预示着未来机器奴役人的潜在风险。很显然,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网络权力、数据权力、算法权力,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权力规训的三种新路径。而这必然会反映在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当中,进而对以权力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学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及其政策纾解

责任困境正成为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难题,剖析其生成过程以及理性应对,有助于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价值,提升智能社会的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责任困境是一种程序化与过程化的问题,需从动态过程来分析,基于“信息—解释—结果”的分析框架,从避责、问责、追责的全过程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责任困境。通过推进算法透明度技术创新,构建责任清晰的政府治理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智能时代责任追究制度,推动建立公共治理演练数据库,加强智能时代行政文化建设等举措,确保智能治理与公共伦理同步发展。     

智能时代政策合法性的时间约束与算法优化

合法性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议题.时间秩序为政策合法性的建构逻辑提供了基础性的参照,也在政策合法性的现实建构过程中产生结构性的约束.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治理图景的拓展,人工智能算法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权力形态,对于突破政策合法性的时间约束和实现政策合法性的优化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算法权力带来了时间观念的压缩、解构了时间规则的约束,也在重构时间策略的机制与模式.步入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赋能下的算法权力更是凸显其优化政策合法性的实践价值,在充分利用算法权力的技术优势的同时,应当审慎地规避技术越位的风险,推进技术进步、合法性提升与政治文明走向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     

抑制气候失律与恢复气候生境的道德原则

目前,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家社会,气候博弈成为实践难题。因为有关气候治理的政治协商和减排方案,既缺少必需的伦理支撑,更缺乏共守的道德原则的指导。公正原则之可以构成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道德原则,是因为它能为气候治理发挥认知和操作两个方面的引导规范功能。在认知层面,利害权衡和分配平等构成气候公正的根本认知原则;行为动机应当、手段正当和结果正义有机统一,构成气候公正的评价导向原则。以权责对等和分配平等为基本规范,形成气候公正实施的问责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前者展开为历史问责、现实问责和未来问责的具体规范原则;后者落实为"谁污染谁担责"和"谁受害谁得益"的利益分配公正。     

算法歧视的侵权责任治理

算法运用导致的算法歧视正危害着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同国家（地区）分别从事前预防或事后问责两个维度展开对算法歧视的治理；目前我国在事前主要通过公法进行数据规制与个人赋权，同时在事后采用行政问责来应对算法歧视。在事前预防模式下存在新型权利行使障碍、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事后问责机制则忽略了民事主体的私法救济路径，存在效率低下等弊端。鉴此，需要明确算法歧视作出方的民事义务，在行政问责机制基础上完善以私法救济为核心的侵权责任法律体系，丰富事后问责体系，与事前规制共同治理算法歧视。在路径上可通过厘清算法歧视归因、公法规制困境以及侵权责任救济的适配性，将公法中对算法歧视治理的理念纳入侵权救济体系，对算法歧视侵权的归责原则、过错认定、免责事由等内容进行丰富与扩展，达到国家干预与调控算法歧视相济的正当性目的与法律效果。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评《叫魂》一书中的“官僚君主制”

《叫魂》自中文版发行后,一直备受国内学界好评,但作者孔飞力所提出的“官僚君主制”并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本文对此说予以解读,并将国内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借此来确定孔飞力研究的位置。两相对比,本文认为孔飞力关于此问题的见解并不早于国内学者。本文还对该书选取的案例的合适度、“政治罪”对晚期帝国统治的作用以及孔飞力“共时化”的处理倾向加以评论。     

配权监督：实现权力兼容以预防腐败的“防护网”

实现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腐败,必须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作为“科学配权”,它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具体工作体现,是按照建立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进而实现权力的科学兼容．构筑预防腐败“防护网”。     

提高学术权力 创新管理模式——高校二元权力组合模式探析

按照教学和科研发展规律,对行政权和学术权科学整合,形成新型二元权力分离、学术权力为主的管理模式,可以提高高校运转效率.在实施中应注意:规范行政权力,确立学术权力,建立新型学术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思考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目前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它们各有特长及不足。将检察权定性为独立行政权能科学地推进检察机关的改革。     

文化: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

在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文化体现为一种“软实力”,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保障国家凝聚力的必备要件;第二,文化的调控导向功能是永葆国家生命力的重要因素;第三,文化的教育塑造功能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保证;第四,文化的传播辐射功能强化和延伸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力量。     

学术系统中的权力分析

“大学精神”的失落与学术系统中的权力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知识本身具有权力属性,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学术系统更是存在着权力冲突。学术系统中的权力分配形式有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中国学术权力中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和行政色彩过浓,特别是一些高校内部管理中存在着学术权力的严重失落现象。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我们必须找回失落的学术权力。     

我国高校学术权力提升的研究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失衡,行政权力过强,学术权力过弱,导致大学职能异化,学术人员积极性受挫,因此,大力提升学术权力,是实现我国高校学术繁荣、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论题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失衡的原因后,从大学的本质出发,对学术权力作了定位,并就如何提升学术权力进行了探讨。     

大学三种权力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同构成了大学内部的三大权力系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学学生权力逐渐得到重视与保障,而我国大学学生权力却长期被遮蔽。今天,我国社会、大学和人的和谐发展对大学三种权力的重构,特别是学生权力的彰显提出了新的诉求。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社会权力的构成及其阶段演进特征

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手段说、强制说、能力说和选择说四种,这些定义都没有揭示出权力的组织化特征,未能对“权力的构成”作出回答,难以对权力的运动和阶段划分得出理性的认识。从新的视角看,权力应该是个人或团体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占有和分配,并为此建立群体认同的人类行为。权力是由利益、组织、规则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要素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推动着权力沿着从最大化向最小化方向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权力阶段、相对权力阶段、公共权力阶段。绝对权力阶段以组织利益与规则利益的高度重合为特征,相对权力阶段以规则利益高于组织利益为特征,公共权力阶段以非权力组织的高度发育和规则的简约化为特征,并且权力在受到最高程度的制约后(即最小化)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只有权力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制约,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才能获得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