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节奏构成要素及其形成原理

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提出"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节奏一直是中、西诗学及推动诗歌艺术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但汉语诗节奏的构成要素及其形成原理尚缺全面、系统的论证。从萨丕尔提出的语言"动力基础"出发，比较汉语、英语语音的"动力特点"，并从中国古、今诗歌综合考察，汉语诗的节奏以"双音化"为基本特征：在显性层面"双音结构"为最常见的标准组合，如"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在隐性层面表现为单音"延长"、三音"压短"、超过三音强制切分以趋近双音的时长，如"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等。诗句中的轻微停顿可凸现、强化"双音化"效果并形成"韵律边界"。汉语的虚词、"词长弹性"是支持"双音"组合的高效语法工具。"双音化"、顿、虚词、"词长弹性"可称为汉语诗节奏四要素。由于双音节是汉语最为高效的组合方式，现代汉语词库中双音词已占压倒性优势——据吕叔湘统计占比超过90%，因而汉语诗句或诗行几乎可天然超过一半为双音结构，以"双音化"为核心，进一步利用汉语虚词、"词长弹性"等语法手段，以及"隐性的双音化"，即可有效配置、形成汉语诗的节奏——因而可称为"双音衍生型"节奏。汉语诗的节奏有三大优势：第一，配置容易，是因为汉语的"双音化"极为强势；第二，节奏感强，是因为诗句中的轻微停顿形成非常清晰的"韵律边界"；第三，更为整齐，是因为汉字的书写和发音具有"等长""等时"的特点，且汉语中双音结构具有显著优势，不同于英语单词书写和发音长短不一。因而，汉语具有天然诗性语言的特征，不但促进了《诗经》、唐诗宋词等极高水平的长期繁荣，也极有利于帮助当代诗歌艺术和文化的优质发展。     

韩愈《答张籍书》的写作时间考

韩愈集卷十四(涵芬梅影宋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本文所引韩愈诗、文均依此本,以下简称《五百家注》本)录有张籍与韩愈往还书信四封。张书主要是建议韩愈著书以攘佛老,并对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以及喜“为博塞之戏”(《致韩愈第一书》)一类“远于理”     

师范生对教师资格考试的认识及其对课程教学的影响——基于上海1 133名师范生的问卷调查

随着我国教师资格制度改革的推进，教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考（简称"国考"或"教师资格考试"）。师范生对此有何认识以及这一制度对课程教学有何影响?通过对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1 133名师范生的调查发现：师范生对"国考"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但也存在压力和焦虑；在备考时间、方式和内容上，大一、大二学生与大三、大四学生存在明显差异；"国考"对师范生从教信念无明显动摇，同时对学习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国考"对师范院校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一考试制度改革对师范教育形成"倒逼机制"的作用逐步显现，为师范类专业认证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指导。因此，提出建议：师范教育对"国考"制度的宣传必不可少；学校应为师范生参加"国考"提供指导和帮助，缓解焦虑；坚定师范生从教信念，注重专业学习与"国考"的有机结合；积极促进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评价等方面的改革，从而推动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实施。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在意蕴、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国际环境滋生了一些西方国家主张的文化"排异"反应，"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时有发生。对此，应积极进行深入的对外文明交流。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了解，互相吸收各文明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让其"走出去"，把外国优秀文明"迎进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深刻认识"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之内在意蕴。极力彰显新时代"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价值。积极推进新时代"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并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之实践进路。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使中外文明以交流实现互鉴、以互鉴促进发展，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优秀文明"迎进来"，推进世界各国文明深度交流交融，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由雍正洞庭抢米案看官府河盗治理的制度困境

清代洞庭湖等水域频繁出现河盗猖獗现象，清政府亦多有治理河盗的制度，但治理效果有时显著，有时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显示制度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较大，制度本身往往亦多互相冲突之处，均抑制了治理效果。实际表现为应对突发性盗案的高效严密与日常防御的疏漏百出；地方治效与否取决于官吏的个人能力和品质；弭盗举措经常是兴一政则生一弊；在弭盗上存在地域协调、文武协作难题等。     

“细读”批评理论与言、象、意的文本分析方法——中西细读批评之比较

20世纪上、中叶盛行于西方的"细读"批评理论对西方文学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中国学界仍有不少人把"细读"批评理论看做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独创,并常常运用它来解读各种文学文本。其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最早、最常见的话语分析方法—言、象、意的文本分析方法,才是最早的"细读"批评理论。中西细读批评的共通之处在于,都力求透过语言的外壳把握文本之一,如注重对语言的字、词、句构成;声音的节奏、格律;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的细致分析。"言"即等同于西方"细读"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声音层面、意义单元的分析;"象"即等同于西方"细读"批评对文本的意象和隐喻;象征和象征系统的仔细阅读和分析。"意"是中西"细读"批评共同的追求,然而在对"意"的深切领会上,中国式的细读批评主张凡是与文本有关的内容都纳入到对"意"的探求之中,如通过对文体、作品风格、时事、地理、风俗等全方位,立体剖析以深究文本之意。如果从细读的角度出发,中国式的细读批评比英美细读批评更为精致丰富,甚至超越了英美细读批评,是细读中的细读。     

“亲亲相隐”或“大义灭亲”: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研究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这一对矛盾的背后，隐藏的命题是人伦秩序与公共秩序的关系，两者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笔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发现，"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立法在理论上都有其合理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受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度、法律素质和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度的影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公民的告亲行为呈现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并存的状态；第三，基于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古今中外的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在两种秩序发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应当维护人伦秩序，因为这是人最基本的价值需求，法律不能置之不顾，而在特殊情况下，如涉及恶性犯罪，则必须强调公共秩序维护的优先性。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应正确处理五对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应正确处理"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连续性；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特征、时代价值与弘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斗争，源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伟大实践，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初心使命、政治品格，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源头的最新概括和提炼，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伟大建党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表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求真精神、"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践行精神、"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斗争精神、"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无私精神。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先进性、实践性、革命性、政治性等鲜明特征。伟大建党精神对真理的追求与理想的坚守，表现持续的先进性；伟大建党精神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发展，体现鲜明的实践性；伟大建党精神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彰显彻底的革命性；伟大建党精神旗帜鲜明讲政治，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突出的政治性。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育人的精神武器、强党的精神之源、强国的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发展阶段，伟大建党精神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与理想之真、初心与使命之善、品格与德性之美，是新时代育人的精神武器；伟大建党精神让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不变质、永不变色、永不变味，是强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为救国、兴国、富国提供精神支撑，是强国的精神动力。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立足点，从认知上坚定理想信念；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连接点，从情感上促进爱党爱民；以"不畏牺牲、勇于斗争"为着力点，从意志上锤炼风骨品质；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为落脚点，从行动上强化使命担当；知、情、意、行协同发力，真正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带一路”、OFDI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建设创新丝绸之路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提供广阔平台，对企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切入，以2007—2017年3 665家沪深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评估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理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交通基础设施、良好政策环境和有效金融支持体系，企业主要采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压力式创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比较优势、生产协作网络等途径，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其政策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持续增强；第二，政府补助、净利润和市值均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为正的作用，政府补助降低企业从事创新研发活动风险和研发投入成本，盈利能力强和市值高的企业普遍具有对抗技术创新风险的能力；第三，相较于小型企业和民营、外资企业，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更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升创新水平；第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而且大中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更强。此外，基于替换变量和平行趋势检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了文章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最后，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基于科创主体、创新投入、成果转化、政府管理等各个环节，积极发挥有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逐步建立科技金融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方面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创新要素流动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技术研发合作和创新成果共享；第三，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学而”记疑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学”应是动词“学习”。《论语》“学”共有66处,大多作“学习”解。以“学习”解读“学而时习”,更有助于把握《论语》的主旨:人贵在学,学贵在道、在取友,取友贵在忠恕,忠恕之道贵在教,“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俄汉翻译中加词补意法探微

加词补意法是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之一。由于俄语和汉语在表达习惯、词义范围、修辞方法等方面不尽相同 ,有些内容在俄语中不用书写言传 ,即可推理会意 ,但是如果刻版地按照原文字面译成汉语 ,有时会觉得内容不够完整、意思不够清楚、重点不够突出或者语感不够妥帖等弊病 ,甚至在逻辑上有矛盾 ,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容易造成歧义 ,引起误解等。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根据原文有机的整体 ,深刻地理解原文 ,仔细地分析两种语言的异同点 ,然后摆脱原文形式上的束缚 ,把其形虽不露于词表 ,其神却洋溢于言语中的潜在意义补充译出。加词补意法原则是必须重视原文 ,加词不加意 ,补意不增意。许多优秀译著已经说明 ,在翻译实践中运用加词补意这种方法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要的 ,是达到确切翻译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语料库的网络热词“套路”的英译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对“套路”的传统用法及其网络影响下的新用法进行分析,发现网络热词“套路”发生了语义和用法上的变化：语义上增加消极的新词义;用法上不仅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动词。进一步对该词在目的语中的对应词进行分析发现,网络热词“套路”的翻译仍存在许多问题,翻译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词语的搭配及其营造的语义氛围,指出翻译除了语义匹配外,还要考虑其搭配行为和语义韵。     

“禹画九州”传说流变析论

传世文献《诗经》与出土文献《遂公盨》《叔夷钟》互证显现，“禹画九州”的传说自西周时代即已流行，而早在商代，就有以某一地方为中心或者坐标，将人们所能认识的区域延伸出去的成熟观念。“州”本义为水中小丘，“九州”本义极言其多，从西周到战国，“禹画九州”传说经历了“州”的空间范围被巨量扩展，“九”成为实指；禹平水土的足迹被一层层铺陈演绎地流变。流变是随着禹之子孙的迁徙流动，后人将自己生活空间拓展和地理知识提升的结果一层层附会至禹的身上造成的。     

临卦的文化意涵与生命关怀

临卦的卦辞虽然简单，但是表达相当清晰，“元亨利贞”表达君王每年的例行祭祀，显示祭祀仍是国家大事，在君权神授的观念下，君王率领众臣与百姓来祭拜神灵，是延续古老信仰而来的宗教行为。后半段的“至于八月有凶”则指出祭祀已非万能有效的方法，君王或人民要能与神灵感应相通，绝不能只仰赖祭祀，祭祀当然还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君王与人民的忧患意识，恐惧天命的消逝将可能带来的灾祸，要有事先的预防与对应的行动，必须先从自身的道德与行为进行调整与提升，以慎德与敬德的自觉来作为生活与政事实践的指导原则。临卦爻辞的六临，是六种神人交感的模式，与天命的忧患意识更为紧密相关。初九是最佳的模式，六三是较差的模式。天人之间贵在无心而感与自然而化，肯定天命而又不被天命所束缚，感无不应，应无不化，一切顺乎心志就能合乎天性。最坏的状况是感而不应，神人之间天命不通，此时君王与人民会产生忧虑，不能不主动去面对以及思索解决之道，此种忧患意识也是回到自我心性的调整与转化上。     

秦简“当腾腾”音义商兑

“当腾腾”是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公文习语,李学勤、胡平生等众多学者的释读皆存疑问。考诸古音通假及秦代避讳之实,“腾”当通“朕”,可训为“封”,“当腾腾”意即“该封,封”。“天子自称曰朕”始于嬴正廿六年,秦汉讳“朕”,有《说文》为证,但古今学人均未尝言及。     

《论语》“仁”学体系考论——兼及《论语》思想体系的“内隐”特征

《论语》"仁"学论争主要集中于"仁"概念是否具有明确的定义，是否具有体系性。《论语》中孔子以特定语境中的"省略式"清晰阐释了"仁"本质（爱人）及其临近属概念"德"，朱熹相关注"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可为证。《论语》中还阐释了"仁"本源（孝弟）、价值（利国利民），并进一步具体阐释为以"爱人"为其内核的"恭、宽、信、敏、惠"，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克己复礼"等实践要求，以"仁在其中""近仁""鲜矣仁""不仁"等形成"边界"，与老子、苏格拉底比较，是轴心时代早期最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且沿用至今。除了解释"仁是什么"，《论语》中还阐释了如何"为仁"，何为"仁者"，由概念、实践特性与实践主体构成完整的元儒"仁"学体系。《论语》"仁"学立足于实践智慧与社会效益，确立了具有鲜明是非、爱憎且注重利国、利民实绩，既非求全责备、也非徒有虚名的"仁者"条件，对于现代人类伦理构建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价值。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