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漫游者的诗性日常——柳宗宣诗歌评析

柳宗宣的诗作与他的生活经历之间的某种关联,可以视为其个人日常生活的词语呈现:大部分生活经历最终以词语记忆的方式展现出来,以文本承载对生活的诗性理解和对存在本质的把握。柳宗宣以叙事笔法描绘日常生活,在隐身的姿态下创作"宣叙调"性的诗歌。当漂泊的生活最终以词语为故乡,诗人的笔触也相应地发生些许变化:结构上的营建、写作中的感性和对生命的沉思。柳宗宣的日常书写紧贴个人现实,描绘出当下历史语境中的记忆之图,而为个体历史留存了见证之词。写作中的对话性因素与谈话式语调,在南北、生死之多维场域的互动中得以呈示。     

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的读者和民歌形式问题

在1949年至1976年的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颂歌建构起了自身独特的传播消费方式和文本形式.工农兵群众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介入并主导着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批评等各个话语实践环节,内在地规约了民歌形式的制度化进程.工农兵诗歌及其民歌形式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创新现代文化体制和追求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这两个向度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当前诗歌重建中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从诗集《黎明天女的召唤》看藏族当代母语诗歌的发展

藏族母语诗歌在当代得到迅捷发展,形成了崭新的气候、环境和氛围。以诗集《黎明天女的召唤》作者为代表的数以百计的诗人翻新了藏民族传统诗歌氛围而更贴近社会人生,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增强了应变的能动性,完善着符合藏民族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的诗歌个性,成为充满哲思和诗思灵气的新一代诗人。藏族当代母语诗歌进入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     

多元语境中华文诗歌写作的当代性思考

当代汉语诗歌怎么样了，它将会何去何A47我们为何需要诗歌？诗人何为？等等，人们对此禁不住加以发问。本文认为，只要我们建立在人性人道的基础上，对汉语诗歌从观念到写作进行一次创造性的更本质更真实的革新，张扬汉语的诗性光芒，就能为华文诗歌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和走向，相信那时诗歌会以其优美、底蕴，积淀和健康而独特的表达路径，越走越远，越走越长。     

被压制者的叙事 ——从底层视角看当代女性诗歌的“软性抵抗”写作

从存在/生存与历史/时间的双重视域考察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实践,将有助于发现女性诗歌的底层叙事特征,也即作为被压制者叙事的女性诗歌的软性抵抗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申诉女性苦难,体现着当代女性诗歌的政治自觉,可以郑小琼的《女工记》为代表;二是重建文化故乡,体现着反男权政治的新女性叙事,可以安琪、马莉、王小妮为代表;三是发现内在自我,体现着当代女性诗歌写作的小女人向度,可以陈会玲、钟雪、马思思等为代表。第三个维度所说的小女人,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的小,它也有融合超越性别的大,其部分写作的哲理性指向也显示出女性写作的深度拓展,而这可与第一维度的政治性思考、第二维度的文化论反思形成共鸣。     

传播与当代诗歌

从传播学角度分析,当代诗歌的发展遭遇了很多传播障碍,主要表现在传播信息即诗歌自身存在问题,传播信源即传播诗歌的大众媒介的消极影响,以及不利的传播环境,这些问题导致当代诗歌濒临“死亡”。要走出当前的困境,使当代诗歌发展延续,可能的路径之一就是关注读者,传承诗歌的优点以及充分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     

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     

安徽当代诗歌的发展流变

从"崛起"的诗人梁小斌到先锋诗人沈天鸿、余怒,从独领"风骚"的《诗歌报》到新世纪众多诗派演绎的繁复旋律,安徽当代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图景。     

当代口语诗歌过度叙述批判

"过度叙述"是当代口语诗歌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回顾口语诗歌的历史,辨析口语诗歌过度叙述的几方面表现,解读口语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思考口语诗歌的限度和发展途径,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还是一个现实性的课题。     

游幕视域下黄仲则的诗歌书写

黄景仁,字仲则,其诗名显著,"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他在短暂的35年生涯中创作了数千首诗歌,其诗歌以独特的文学意蕴和风格特色,在清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游幕生活密切相关。他在游幕期间创作的诗歌,成就颇丰。这些诗歌抒发了生活困顿之苦与身世沦落之悲,倾吐了磊落不平之气与愤世嫉俗之情。探讨其游幕与文学的关系,可以窥见游幕生涯对黄仲则诗歌创作的影响。     

刘勰的"为文之用心"

“敷赞圣旨”能力的缺乏,促使刘勰将通过发表自己独立见解所实现的“立家”作为了“立德”的替代目标,其“为文之用心”的实质也随之转向自我“立家”,由此导致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离开“圣旨”的自我发挥。而刘勰对“立德”目标的难以割舍和有效实现“立家”的考虑,又促成了《文心雕龙》对“敷赞圣旨”名义的借重。由此造成了《文心雕龙》在“敷赞圣旨”的名义下没有“敷赞”以至偏离“圣旨”的奇特现象。     

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谪守连州期间,刘禹锡的创作重点由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转移到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这种转移既是为创造精神所驱使,也是为时代风云所推动.与此同时,他聚焦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亦属于一种“开边拓土”的尝试.     

感物·会心·畅所——中国古代山水诗主体创作心理透视

感物、会心、畅神构成了古代山水诗主体创作心理的三个重要环节.感物是审美创造的肇端,会心是审美心理的超越,畅神是审美活动的结果.由此表明,古代山水诗除了"言志"、"抒情"以外,还应有"畅神"一族.由于主体创作心理的活动及变化直接影响到山水诗的意象创造及其美学效果,所以,准确把握创作中主体心理活动的规律,对于古代山水诗审美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审美趣味的欣赏和品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

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     

从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地域学视野中的当代中国诗歌

每个诗人的心灵深处都会深烙上较为鲜明的地理学印迹,那种特定的地域意识和地域特性也将在他们的诗行之间不时悄然地流溢出来。这种诗学特征在当代许多诗人的诗歌中都可以找到验证。论文以潘维、陈先发、雷平阳为例,揭示他们的诗歌分别与江南、桐城和云南等地域的精神联系,以期从新的视角上对新世纪诗歌进行阐发。     

地域视野中的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宋代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始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文人结社和佛教(主要是禅宗)分派是"江西诗派"缘起的两个重要因素。诗派以"江西"命名,此"江西"二字揭示了宋代江南西路文化对诗歌流派的深刻影响。"江西诗派"的产生促使了诗禅合流,而江西诗人群体以"诗社"为集中活动形式,对诗学进行研讨,又促进了诗之体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