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元”到“四元”——马一浮诗歌史观的理论渊源

马一浮先生的诗歌史观主要体现在他的“四元”说中，在他看来，“元嘉”、“元和”、“开元”、“元祜”这四个时期分别代表了我国古代诗歌在理趣、格律、才情、学问等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后学者若能将四者长处一一参透，融会贯通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必能有所成就。马一浮先生的这种观点显然脱胎于陈衍、沈曾植论诗之“三元”说，三者之间既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更有着深刻的内在区别。从中不仅可以看出马一浮先生与陈、沈二氏在品评诗歌之标准方面的不同，更显示出他独具特色的诗歌史观。     

《候人歌》的时代意义

《候人歌》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一首原始诗歌,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音初》: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歌辞只有一句:“候人兮猗!”但它却是一首完整的诗歌。“最原始的歌唱中的歌词常常是同一呼声或同一言辞的重复。”通过反复“延扩”内容,加强表现力是原始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外大量的有关论著中都可找到很多只有一句的原始诗歌。故《候人歌》作为一首完整的原始诗歌早已得到古今很多学者的承认:清杜文澜将它收入《古谣谚》,闻一多《神话与诗》、郭沫若《屈原研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对它屡有称引。他们都充分肯定它的完整的诗歌性质,这是很富有启发的。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     

鸟瞰全局 探究规律——欣读郭预衡《中国散文史》

中国号称诗国,其实中国散文的起源更早于诗歌,且其题材范围之广、思想水平之高、艺术成就之大,均不在诗歌之下。先秦诸子散文,或汪洋恣肆,云龙雾豹,或雄辩博通,浩气逼人;两汉班、马之文,综合古今,牢笼百代,集诸子百家之长,熔六经、楚骚之势。逮乎唐宋八大家,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文“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常者山立,怪者霆击”。至于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特别是“三苏”中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叶燮语).但是面对如此辉映千古的丰厚文化遗产,无论从纵向或横向看,我们都还缺乏整体性的     

不为诗人成诗名——论黄遵宪及其诗歌创作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杰出诗人。他忧国忧民 ,抱负远大。但是历史怠慢了他的政治热情 ,拒绝了他的经天纬地之才 ,而不无凄怆地成就了他的诗名。黄遵宪生活于近代中国 ,是故国家园屡遭磨难的见证者。他以诗歌的形式悲愤地记录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事件 ,其诗作有“诗史”之誉。他主张诗歌创作应“复古人比兴之体” ,在对古典诗歌形式的改造中 ,进行了“以单行之神 ,运排偶之体”的可贵探索。黄遵宪喜爱民歌重视民歌 ,他所创制的“新体诗”还接受了来自民歌方面的艺术影响。黄遵宪的诗歌不仅体现了晚清时期诗界革命的实绩 ,而且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化的历史足迹     

江湜诗歌的“诗史”价值

近代著名诗人江湜的诗歌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关心民生疾苦、反映太平天国起义的作品中,也表现在揭露社会问题、反映鸦片贸易、描摹近代上海景象、体验世态炎凉的作品中。江湜的“诗史”之作是构成他诗歌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诗歌特点和成就的一个有力展现。     

论王小妮的诗歌

“我看见……”是王小妮诗歌的最常用句式,也是理解王小妮诗歌的一把钥匙。从三个方面考察了王小妮的诗歌:主体“我”(即诗人)的个性特征和与万物齐一的精神境界;诗歌文本所呈现的艺术世界,其核心是对诗人所理解的生命本质的呈现,即诗人之所“见”;主体认识和感悟世界的“看”的直观方式以及“处低”的智慧。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艾青诗歌形神美简析

艾青继承中外诗歌形神美的美学传统，特别重视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诗人作为语言的艺术家，其重要本领之一，就是要“以形象使一切抽象的变成具体”。他所创作的作品大都栩栩如生，形神兼备，给人以“色授神与”之美。艾青曾说：“诗人必须比一般人更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外形与本质。”这是诗人创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描绘自然景物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因为诗歌同一切艺术一样，“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如果对于事物的“外形和本质”不能“具体地把握”，也就无从“抽象”，无从“再到具体”了，因为第一个…     

刘禹锡七绝论评

作为唐代一个有影响、有杰出成就的诗人,刘禹锡的诗歌成就也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尽管他的七律《西塞山怀古》当时就已压倒元稹、白居易,被后人誉为“中唐时之《秋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诗句也曾使白居易赞叹不已,以为“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持”然而,最能显示他的诗歌位置的,似乎还是他的七言绝句。李攀龙、翁方纲等对他的诗歌成就评价并不高,王夫之对他参与“水贞革新”的行为也不满,但对他的七绝成就却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当我们在估价他整个诗歌成就的时候,不能不对他的七绝成就作一番评价。     

论曹丕诗歌的生命意识

论曹丕诗歌的生命意识孙明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曹丕诗歌的研究与乃父乃弟相比较显得冷冷清清。在论及建安文学时虽以三曹并称，可在具体论述时又往往回避或否定曹丕诗歌的思想价值，认为其诗“题材狭窄，内容贫乏，思想成就不大”。近年来，在突破僵化...     

虚假的真实——“文革”的伪现实主义诗歌简谈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当代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革”留下了一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化石.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已近二十年,可对“文革”诗歌的系统研究还没开始,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之或片言只语几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为文学史的重写与对历史的负责,现在是“抢救”清理这批精神化石的时候了.说起“文革”诗歌,我想也该归属在现实主义艺术范畴之内.如果将之置于它发生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考察会发现,它的许多篇章也都出自于诗人的心灵与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具有真诚的一面.可当时过境迁回过头再观照它时又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文革”错误运动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管当时诗人们怎样热情真诚,因基础的盲目而带着一种“伪”的倾向与痕迹.检视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诗歌文化,是一片被世界遗忘的闭锁荒原,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诗作、在缪斯的精神浅滩上,陈列着一具具枯槁僵硬木乃伊似的艺术躯壳,一件件政治斗争“作坊”中批量铸造的产品.毫不夸饰地说,那种感情虚假、内容空洞、艺术雷同的诗歌,是标准件生产的假大空艺术,是急功近利任人蹂躏的娼妓艺术,非诗化、非人化、非艺术化的艺术.那么这种伪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及发生动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从下     

“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作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慎到等主张的“齐万物以为首”与《庄子·齐物论》之间既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亦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在慎到那里,普遍、整体之“道”乃“齐物”之根源;在政治建构层面,慎到以客观之“法”来充实或落实上述一体之“道”的内涵;同时,慎到还主张通过“去己”来达成一种无是无非、无知无识的理想存在方式。与慎到的“横摄之齐物”相比,以“道通为一”为要旨的《齐物论》呈现的是一种“纵贯之齐物”:在庄子那里,“道”并非慎到那样的消解差异、统一多元的同一性本质或本体,而是可以让差异、多元之万物得以均等共在并成就其自身的“大通”之境;所谓“丧我”,亦不在于泯灭主体之智慧与灵性,而归向“适己”“游心”之逍遥。     

钱谦益其人其诗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他一生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文坛,都处于不断的党派斗争的漩涡之中。因而对他的毁誉纷纭,莫衷一是。对其诗歌的评论,也是如此。直到近代,《晚晴簃诗汇》中还说:“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誉之者日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毁之者曰记丑言博,党同伐异。”解放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对钱谦益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与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和其诗歌成就,是很不适应的。 (一)     

杜甫诗歌的美学特征

杜诗的魅力不仅取决于广阔的题材、丰厚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取决于他所取得的炉火纯青的艺术成就。杜诗的艺术成就与风格是多方面的，但就其最主要的艺术成就与风格而言，杜甫与李白一样，都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后世难以企及的诗歌美学风格。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虽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成为杜诗风格特色的不易之论。本文试图从诗歌美学的角度对杜诗这一风格特色作一番具体的描述，以期得到一点新的认识。     

丘菽园咏史诗评价

丘菽园作为新加坡唯一的举人，被誉为“南洋才子”、“南国诗宗”。他一生中创作了１５００余首诗歌，康有为曾赞曰：“谓可争长中原，北方之学者莫能先也，或与黄公度京卿骖靳联镳焉。”其中咏史诗１２５首，占了近十分之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无论从数量上，抑或从质量上，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但在新加坡首屈一指，在中国诗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李白的诗与道家思想

李白笃信道教,他的诗歌深得道家思想之精髓。道家的自然观、神学观与政治观在李白诗歌里勾勒出的自然之美、呈现出的神思妙想与蕴涵着的人生态度,成就了李白大量不朽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人诠释着“道”的奥妙。     

“诗仙”与“诗圣”——李、杜诗风差异的基因

被誉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李白与杜甫,其文学成就光照日月,但作品风格却迥然不同。其原因何在?清雄奔放之为“诗仙”,沉郁顿挫之为“诗圣”,可见同“仙”“圣”有关。然而“诗仙”“诗圣”是后人依其诗风所喻,并非他们生前就是“仙”“圣”。故而仍非其因,更需探索其为“仙”为“圣”之缘由。“文如其人”这个评语,对于名家大抵适用。准此,则应是由于李、杜思想性格不同而形成不同诗风,     

流动的生命意识--试论林徽因诗歌的“时间”意象及其成因

在林徽因的诗歌中,有关“时间”的意象几乎占了一半。虽然同为“时间”,但因时间、背景、心境等因素的不同,也就表现出不同的含义。林氏诗歌的“时间意象”大体分两层意思：第一,对“时间”有着较为普遍的关注和思考;第二,这种关注和思考有着统一的内涵与意蕴。本文希望梳理林徽因诗歌时间意象的类型、诗歌时间意象的意蕴、诗歌时间意象的成因,进而勾勒林氏诗歌中“时间意象”的发展脉络和意义层次,以便从“时间”的窄门中挖掘出更广的时代律动与更清晰的心路历程。     

日本中世“和歌”理论与我国儒、道、佛

日本的民族诗歌(“和歌”简称“歌”,包括连歌及俳谐)经纪贯之(868?—945?)、藤原公任(966—1041)等人的努力,建立起自己民族的诗歌理论框架。此间,他们在借鉴我国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成就中,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影响,而以儒家的影响较为显著。历史进入中世,即镰仓室町时期(1192—1600),歌论的发展,仍然受到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影响,而以佛(禅)家的影响较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