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普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波普尔在继承马克思的反心理主义立场以及积极扬弃穆勒等人的方法论心理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了不同于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独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反对和颠覆方法论本质主义，并最终为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奠定理论基础。波普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指的是依据每个人以及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情况来建立和分析社会学模式的设定，它具有既不同于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又不同于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独特性。     

论马克思法律观总的方法论：本质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的法律理论,建立在马克思解释社会现象所通用的方法论之上。这一方法论,我们称之为本质主义方法论。马克思的本质主义方法论形成了他关于法和法律的理解。在他作品的许多处,他对于现象和本质的解释之间做了区分。同样,马克思区分了法的本质和法的现象,他坚持认为法的本质是我们判断和鉴别法律的标准。     

论塑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法论

实践方法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方法论，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和规律，从实践理解、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是从实践理解思维和存在、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立统一的方法论；第二，它是从实践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实践方法论从实践理解，肯定了人对自然改造、人对社会、自身改造的“有所作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实践方法论是从整体的实践理解，人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身，在改造自身中改造环境。对认识、把握和塑造实践方法论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增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     

拉卡托斯科学哲学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依姆雷·拉卡托斯以他精致的否证主义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确立了他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的地位。拉卡托斯作为“新一代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科学方法论的科学史学家”,在他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众多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人的批评。然而,在众多的批评者中,除了费耶阿本德外,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科学哲学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毛泽东视哲学为思想方法论的实践价值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强调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功能,把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在揭露和克服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建构了哲学方法论体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论,从而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建构的哲学思想方法论体系。他不仅反对了新的教条主义,而且既警惕右又主要是防止了“左”,认为“左”和右都会导致葬送社会主义。他强调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萨缪尔森:一代宗师的背影

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人过90而逝,中国人称为喜丧,但当萨缪尔森以94岁的高龄离世时,全世界经济学界仍沉浸在无限悲哀中。     

理解和解释如何可能──伽达默尔释义学的根本任务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释义学根本缺陷在于只把理解与解释当作一种方法论，而没有从本体论上探究人的理解如何可能，理解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比方法论更为根本的问题。因此，他从一开始就给哲学释义学规定了一项根本任务，即探讨人类理解和解释如何得以可能。笔者认为，正确把握这一任务，是深入了解伽达默尔哲学释义学的关键。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

涂尔干是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教育社会学的主要奠基者。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的,也是唯理性—科学主义的。他指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事实,这种社会事实是整体的而不是个别的;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群体行为而非个体行为。涂尔干对教育的研究贯穿于他的方法论中,并集中体现在教育与社会学、教育思想史与道德教育的论述中。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与他对教育的研究进行梳理,尝试重现他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真实思想和运用在研究上的方法论,有利于对涂尔干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论马尔库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与方法的确立及限度

马尔库塞否定的辩证法是他整个政治思想基本的方法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他将由黑格尔开创、马克思改造过的辩证法解释为否定的辩证法,并与实证主义等形形色色的肯定性哲学及其现实变种做不妥协的斗争。从人的心理意识到社会现实和文化中寻找否定的力量成为马尔库塞政治思想的主题。最终他将这种否定的力量归结为人的新感性,而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只能导致乌托邦。     

论开普勒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史上的地位

开普勒与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齐名,是近代科学史上的两位巨人。可是在科学方法论领域,长时期中对伽利略褒扬有余,对开普勒则贬抑唯恐不足。十九世纪以前,开普勒的研究方法一直是个难解的谜。现代科学时期,虽有某些著名科学家公正地评价了开普勒的方法论思想,但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开普勒仍只是一个“忠实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本文试图分析开普勒在自然科学方法论史上的地位,并指出应从中吸取的方法论思想的营养。     

论加缪作品的双重主题

有罪与无辜、革命与反叛、流放与王国、孤独与团结是贯穿加缪作品的双重主题,加缪文学作品中的双重含义实际互为表里、彼此融合,加缪在看到人的生存之荒诞性的同时,坚持对人的本性光明一面的追求,最终他找到了他认为有助于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行动准则:一种承认局限的反叛行动。     

论沈从文的现代生态思想

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文学家和思想家，沈从文始终立足于关爱全人类的思维高度，在关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和思考着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以大胆而超前的意识突破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的烛照下，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神即自然”、“人与自然契合”、“爱有生一切”、“人与人关系的重造”等生态思想和生态观，表达出重建生态文明的理想与追求。     

文心共戎装一色--李存葆"文化大散文"的绿色主题

当代军旅作家李存葆的"文化大散文"主要是围绕绿色主题而创作的。李存葆以文化为立足点,以人类生态学的视角深切关注我国及全球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人性生态,针砭时弊,为人类寻求克服困境以自救的绿色道路。他是一个拥有绿色文心———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类关怀"、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终极关怀的作家。     

戴震人性论探析

针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对立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戴震重新思考了人性的基础、内涵等问题。他以"血气心知"来规定人性,把人性建构在自然实体的基础上,并从自然生成和社会构成两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血气心知"的人性内涵;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改造,表现出某些前近代色彩。     

论芒福德巨机器技术观

巨机器是芒福德技术哲学思想的主要概念,他认为人类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巨机器。以单一技术为特征的巨机器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因此,他从技术的起源这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对巨机器进行了批判。最后得出结论,我们只有恢复人的主体性,回归生命的意义,人和技术才能协调发展。     

戴震人性论探析

针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对立并以前者压抑后者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戴震重新思考了人性的基础、内涵等问题。他以“血气心知”来规定人性，把人性建构在自然实体的基础上，并从自然生成和社会构成两方面进一步阐述了“血气心知”的人性内涵；最后，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儒家的性善论进行了改造，表现出某些前近代色彩。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在当代,发展生态生产力,践行生态文明观中的公平正义原则,加强环境道德建设,培养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人的因素第一”思想浅析

毛泽东”人的因素第一”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年他崇尚“心力”的作用,并把这种主观精神的放大用在战争年代的“人比武器重要”的思想中。后来他设计新社会的蓝图,着重对人的精神改造,追求人性的完美和“纯粹的人”,故而重视榜样的力量,依道德自律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个角度高度概括了“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即把生产关系的三个方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配关系以及所有制问题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人的因素第一”的思想曾经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另起过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消极影响．     

权近(1352-1409)的人性与天命观:理学在韩国发展的几个特征

权近从心性的角度处理天人关系,认为其非常现实且与生命息息相关.在对心的阐释上与朱子不同,认为心虽由气构成,但更主要的是由来自天的理构成,并且把恶与心分割开来.其天人关系的意义及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政治实践当中,提出了体用、圣学等重要思想.他用图解的形式来处理天人关系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继承.     

试论《围城》的文化批判价值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雅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 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