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叙事反讽

叙事与反讽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因此,本文提出"叙事反讽"概念。叙事反讽是叙事层面的反讽,主要涉及叙事策略和叙事技巧的运用;同时,这类反讽也是叙事手段,与叙事作品意义的实现密不可分。反讽的本质在于否定性,由矛盾因素的对照实现。在叙事反讽中,水平轴与垂直轴的多层次叙事对照和"否定"实现了反讽的意义。叙事学的许多范畴具有反讽意义,可被视为叙事反讽。叙事反讽具有丰富的意义:既凸显作者的主体性,又召唤读者的多重判断;既言说难以言说之意,又隐含价值诉求;既涉及意识形态,又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说反讽——对西方美学史上一个重要范畴的考察

反讽是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之一。新批评将反讽视为语言中的对比与矛盾,因此语义悖论及字面意义与语境意义的差异是其关注的核心。新批评之后,人们更多地从符号学与叙事学角度看待反讽,注意到反讽与语言多重编码、叙事分层的关系。本文认为,从叙述的表层看,反讽是隐含的作者对表层意义的取消而形成的不可靠的叙述。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反讽实际上与主体的某种优越感、对真相的洞察联系在一起,而在叙述过程中自我又采取隐身的方式保持某种超然,使表层意义导向不能作为解释依据。因此,反讽需要双重或多重释义。     

哲学反讽的实践立场——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释

哲学的反讽以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反思人的生存悖论,并寻求解决人的普遍分裂的途径。不同于浪漫主义反讽的艺术和黑格尔的纯粹思辨,马克思哲学的反讽把实践作为消解人的生存悖论和普遍分裂的唯一基础和可能途径。他把无产阶级作为哲学反讽的主体力量,通过无产阶级的实践,以革命的物质力量改造世界,为人类开辟了共产主义的救赎之路,实现了实然世界和价值目标逻辑与现实的统一。     

悖论与反讽——论《金瓶梅》的讽刺手法与非主观性特质

与其暴露明朝中后期黑暗现实的写实内容相对应 ,《金瓶梅》具有强烈讽刺效果且呈怪异性。作者运用悖论、反讽等讽刺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把人物众生相本质暴露无遗。同时 ,与悖论 -反讽文本相关连 ,作品呈现非主观性特质     

不可归约性：保罗·德曼的反讽哲学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认为,修辞性是语言的本质,任何文本都是以一种自我解构的形式存在。在他的反讽哲学中,转喻被看作是反讽的本质,是导致意义多重性的重要因子,任何解读都是对反讽链条的人为中断。反讽的共时性结构和双重结构是其运作的基本模式,是促成语言意义多重性的必然。反讽作为文本的自觉叙事基础,存在于叙事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点,在建构叙事的同时也解构文本意义。     

论"三言"的反讽叙事

"三言"对人的本真情感和世俗欲望的张扬引起了小说审美机制的一系列变化,促进了小说叙事艺术的提高,使反讽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策略."三言"的反讽叙事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叙事文本因内容自身的悖谬而生成的反讽和因本真情感与因果报应的结构形式之间的不协调而生成的反讽."三言"反讽效果的生成,是与晚明独特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它体现了作者非常矛盾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     

话语转义与当下的反讽叙事——以20世纪80年代伊沙诗歌为例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认为"反讽"是话语转义的较高形式,20世纪80年代诗歌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反讽叙事诗歌,则体现了日常消费主导文化的后现代的叙事特征,反讽中心主义的叙事写作成为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导致了诗体精神的背离。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

革命文学情爱描写的悖论性在于：一方面，革命作为一种宏大叙事与集体逻辑，试图渗透并掌控个体的一切私密性空间；另一方面，情爱作为一种源自生命本能的原发性力量，具有冲破压制、颠覆革命的功能，从而又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革命的反讽与消解。造成革命文学情爱描写悖论性的原因，是左翼新兴的“革命”话语与“五四”人性话语共同“在场”与对话。而正是这种对话与张力的存在，使得革命文学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堂吉诃德》的反讽叙事话语范式

本文主要从小说《堂吉诃德》的认知范式、讲述范式及语体范式分析着手,探讨了反讽在其叙事话语中的渗透与紧密结合,揭示出反讽与叙事二者在小说人物整体塑造上的意义及对主题的重要贡献。     

现代禅诗的发生：当代诗歌反讽狂欢的反拨

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中,＂反讽＂的运用似乎日益陷入狂欢化的泥潭。在只见＂反讽＂不见＂诗＂的境况中,既缺乏对诗歌本体建构的必要关心,也缺失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精神想象。现代禅诗的发生,或可成为当代诗歌反讽狂欢的反拨。首先,禅的静、寂追求可沉静新诗＂耗尽式＂的反讽狂欢;其次,禅的悖论式语言运作方式,可增强诗歌的反讽张力。     

《红楼梦》叙事中的反讽语式探析

叙事中的反讽语式是曹雪芹反讽表意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中的反讽语式可分为两种类型:评述型和情节对照型。评述型主要用于刻画人物,有以褒写贬和以贬写褒两种叙述语式;情节对照型主要用于情节安排,以对照的方式突出反讽效果。反讽语式可以强化戏剧冲突,使文本变得蕴藉含蓄,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元化。     

组合元语言与解释漩涡的普遍性

解释依靠元语言,但是人做解释时,元语言并不是整体的,而是从社会、能力、文本三个元语言集群中采撷各种因素临时组成一个元语言组合。这样的组合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对立。此时解释者可以形成取舍、反讽/悖论、解释漩涡三种解释方式。反讽与解释漩涡的根本机制非常不一样。反讽是一个偏正结构,是"逾反趋正",而解释漩涡是两个意义互不相让,无奇正之分。大部分反讽讨论者把这二者混淆了,但是把反讽升华到一种哲学的论者,渐渐开始明白他们处理的是一种特殊的反讽。     

论小说反讽叙事的美学功能

小说反讽叙事作为小说中的一种非直陈式叙事方式,注重以与作者相“间离”的叙述者讲述故事,营构婉曲的多重叙事视境,从而使文本具有一种隐幽委婉的含蓄美;并且注重将两极悖立因素构成相互对比,在悖立状态中形成巨大的艺术张力;而在其委婉的外表下,反讽叙事所体现的又正是作家对世界深邃的洞察力与自信的心态,因此而呈现出一种“清澈见底”的消醒澄明的视境之美。     

《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狂人日记》叙事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鲁迅对中国文学叙事艺术养分的汲取。二者间的联系表现在:开端叙事方面,"文言小序"承续了《史记》列传的故事起始叙事传统、《游仙窟》的开端叙述者模式和戚本《红楼梦》第一回的"托言+预叙"结构方式;反讽叙事方面,《狂人日记》在叙述声音、人物描绘、修辞三方面承续了明清奇书的多种反讽叙事策略;意象叙事方面,"月光""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书房"意象,对相关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叙事功能既有承续,也有创新。对《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关联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狂人日记》叙事艺术的民族性特征及其从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过渡的继往开来的文学史地位。     

港台电视广告的后现代叙事话语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港台电视广告中后现代叙事话语业已形成。它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反讽与戏仿的特征,在叙事结构上出现了零散化与拼贴化的倾向,而话语的深层意义被削平,宏大意义被消解。     

悖论:政治叙事的美学创新——《城堡》荒诞美学的叙事批评

卡夫卡小说注重运用各种叙事手段来揭示人及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荒诞.关注<城堡>中的语言现象和修辞策略,可以发现:图像叙事是作品戏剧化效果的基础,在消解线性叙事时间的同时,不仅强化了空间叙事的多维度,更细画了人物对"城堡"的主观体验;类型修辞在简约化人物的社会性存在,表现人及其生存环境的政治性的同时,从深层次戏谑政治;悖论叙事将作家的悖论式思维戏剧化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方式,以一种艺术形式上的反相位阐释,呈现了人的悖论性存在.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最蓝的眼睛》的反讽艺术

新批评认为反讽是语境对一个陈述的明显歪曲,反讽的描写包含着与字面相反或相背离的含义,蕴涵了比直接话语言说更为有力的悖论和无奈。莫里森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反讽这一现代艺术特征来塑造人物,突出了黑人在白人文化语境中所遭遇的生存困惑和心理戕害。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刻画,莫里森意在指出族人的出路与未来不是心理漂白,而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坚持与传承本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其独特性。     

“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论陈若曦伤痕文学的独特风貌

由于亲历梦魇,遭遇过心灵浩劫,海归知识分子陈若曦写“文革”中的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台湾、美国、大陆两岸三地行走的背景,使她的伤痕小说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鲜明的陈氏风格.陈若曦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选择起义投诚者、归国留学生、革命狂热者、台湾返陆者等角色,在荒诞中揭示时代真相,以让人颤栗的反讽手法和理性节制的叙事为我们呈现出这样的悖论：“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     

悖论与绝对主义——克林思·布鲁克斯关于诗歌语言及评判标准的理论

克林思·布鲁克斯认为诗歌的语言不是自发的、纯朴的,而是包含着精心设置的机巧,甚至在看起来是直接而简单的地方,也充满了反讽、悖论和含混,所有的诗歌语言都是悖论的语言.诗人不是通过制造出新的词语来给予语言新的维度,而是通过使用灵巧而独创性的隐喻,给旧词注入一种新的生命.布鲁克斯反对文学批评的相对主义,认为这将导致文学的毁灭.他主张文学批评要有一套绝对的标准,这个评判的标准不是诗歌所包含的信息的德行、正确、深刻或高贵,也不是个别短语、意象或诗行的优美、正确或高贵,而是诗歌中由反讽、悖论、含混等所形成的紧密结构的形式.布鲁克斯关于诗歌语言及评判标准的理论对当下社会文化建设依然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