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时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的理论分析,并历数各国改革经历证明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指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超越"虚拟的美丽"——"虚拟政府"引论

虚拟政府是电子政府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因为,当今社会的虚拟化带来了政治与政府组织的虚拟化,也引起了政治与政府权力的转移.结果,虚拟政府对传统官僚制构成了一种挑战与变革的力量.在利用网络空间重塑官僚制的过程中,政府再造必须落定在虚拟与现实之间.而且,只有在公共服务质与量的提高上,才能着实超越"虚拟的美丽".     

困惑与尝试:西方官僚制的宪政反思

官僚制在宪政的视野中是很凝重的一笔,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应始终服从宪政目标.但在西方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改革实践的误区,多元社会网络力量的断层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的缺失,官僚制曾出现宪政缺位与偏离,权力的扩张等宪政困惑,一系列的行政实践改革在积极寻求宪政的反思,新公共服务理论超越了官僚制工具理性的羁绊,不仅秉承了传统宪政理念,而且寻求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使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目标在新型的互动关系中实现.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取向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官僚制基础之上的传统管 制型政府遇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中的种种危机与挑战.为应对这种危机,西方世界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府改革运动,摒弃了传统的管制型政府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建立服务型政府.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超越官僚制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

官僚制凭借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曾在西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官僚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但是,纵观西方社会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扬弃而非抛弃.用官僚制理念审视我国公共行政之现状,不难发现,官僚制的缺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超越官僚制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择.     

经济学视角分析现代西方官僚制改革理论

知识经济的来临,使得在工业时代条件下按传统行政学理论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新行政学改革理论借鉴了经济学理论,针对官僚制弊端,西方行政学界提出了几种方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现代行政学改革理论有着几大趋势.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     

从官僚制角度反思《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影响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国际环境处于信息时代，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方向仍然应该是完善官僚制，而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逐步实现去官僚制化。2006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为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法律支持。但本文认为《公务员法》中的部分内容无益于中国公务员制度实现官僚化，主要体现在公务员范围扩大、委任制没有消失、拒绝“两官分途”以及人情大于法律规范等问题上。从官僚制的视角分析，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公务员制度进一步改革、实现官僚制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官僚制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它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内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适应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中国官僚制的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下一步改革任务更艰巨、意义更深远。     

电子政务对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其稳定、技术和效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我国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方面官僚制的理性精神、法制精神、科学精神不足;另一方面官僚制又表现出过剩。电子政务从多方面改革着传统的官僚制,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塑。     

走出官僚制困境

官僚制是作为19世纪初就盛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共管理模式,它在工业社会时期,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以来,官僚制在新科技革命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已经显得不太适应了.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其限制民主、效率低下、压抑个性、应变能力差等弊病不断地凸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因此,走出官僚制的困境,对官僚制的改革不可避免.     

官僚制:基于整合途径的再审理

对官僚制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途径:政治学途径、社会学途径和公共选择途径。政治途径将官僚制看作一种政治体制类型,社会学途径将官僚制看作是组织形式的一种理想形态,而公共选择途径则认为官僚制是具有刚性特征的官僚组织。只有将这些途径对官僚制的研究整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官僚制多维度的理论意蕴,才能对关于官僚制的争论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反思。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公共官僚的自主性及其意涵的辩证解析

公共官僚是当今公共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所以,官僚的自主性问题(autonomy)也一直是政治学、行政学的关注焦点;面对我国当今公共官僚所引发的众多治理失败困境,毫无防备地引进西方“后官僚制”的理论武器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无法复制西方国家后工业的知识经济模式和成熟、弹性的社会治理结构。所以,与“消解官僚制”搭配的政府内部竞争市场、公共服务民营化、弹性虚拟组织等改革策略不应是我们处理官僚自主性困境的主流解决办法,也不应当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独有的政治制度和国情,在坚定地推行以“依法行政”为主题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以德治国”的深层含义,逐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熟应是我国行政发展的核心主题,也是摆脱西方“官僚制迷局”的新思维。     

政府回应的主导模式转型与实践阙如

在现代政府回应模式形成之前,政府回应的模式经历了权威型回应,管理型回应和准市场型回应三个阶段。形式官僚制过足和实质官僚制不足的弊端,对政府回应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形式官僚制过足主要表现为行政责任的流失,行政收益观的扭曲和行政行为僵化导致对社会需求的忽视;实质官僚制不足体现为缺乏工具理性精神,过盛的家长制作风,欠缺的法治理念和淡漠的现代契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