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

对于朱元璋的研究,以往似乎更注重于其政权性质、历史地位及明初重要政策的评价方面.本文以朱元璋的出身和主要经历为线索,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朱元璋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笔者认为,朱元璋在由一个佃农子弟上升为封建帝王的过程中,每一次的社会角色转换,实际上都包含着对以往文化性格的扬弃,在朱元璋的文化性格里,既有佃农的勤劳朴实、机敏狡猾,也有游民的豁达豪爽、无所顾忌,又有地主豪强首领的勇猛果断、宽厚大度,还有封建帝王的贪权专制、猜忌多疑.正是这些方面的综合影响,使朱元璋成其为朱元璋.     

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学术界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不同的评价 ,本文认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 ,统一全国 ,加强中央集权 ,稳定政治局势 ,调整生产关系 ,恢复发展经济 ,弼成“洪武之治” ,为明朝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制定的一套典章制度 ,还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必要的保障 ,并多为清朝所继承 ,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的历史功绩 ,远远超过此前的历次农民战争后那些新王朝开国皇帝 ,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 ,也难分轩轾。     

朱元璋与天师道

宗教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要利用宗教，被统治者要反抗统治者的暴政往往也利用宗教。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朱明江山的过程中，注意借助天师道在民间的广泛影响，发挥利用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在政权建立并得到巩固以后，则对其由充分信用逐步转变为加强管理、加强控制，直至限制其活动和发展。天师道在洪武年间起落沉浮的命运，不仅反映了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和心态变化，而且展示了封建专制政体下宗教与政治密切关系的一个侧面，体现了统治者以宗教服从于政治的一贯立场     

论朱元璋在近代场域的形象嬗变

出身微贱的朱元璋最终成为威加海内的一代帝王,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野史及各地民间传说中呈现出箭垛式的形象建构。而随着时代的演进,近代史上的朱元璋形象比以往有了较大的嬗变。在太平天国起义中,作为汉民族拯救者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在辛亥革命排满运动的场域中,朱元璋的汉民族英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的讨元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成为民族革命理论与精神的双重资源,但在民权革命者的眼里,其原有的英雄形象被逐步消解。在朱元璋的身上寄托着深重的民族记忆,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的涵义,成为被借重的历史资源。     

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以"以德怀之"来处理民族关系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德怀之"的思想,是对以往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朱元璋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德怀之"思想在明代民族政策中的实践,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从铁券制、铁榜文看明初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

关于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旧史大都认为朱元璋是利用功臣为其平定天下,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将功臣视为寇仇、棘刺、必欲翦除灭绝而后快。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就说:“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①其实这些看法并不尽然,实为皮相之见。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简单。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对功臣优礼相待,恩宠倍至,君臣之间并无芥蒂,只是在以后君臣间才开始产生矛盾,并逐步走到了对立面。朱元璋对功臣态度的转变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是由明初政治形势和矛盾变化所决定的,故必须把朱元璋杀戮功臣的原因放到明初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本文冀图从一个侧面,即论述朱元璋颁赐铁券,铸造铁榜到制造胡蓝党案的历史过程,来探索朱元璋与功臣的关系,为研究明初历史提供参考。     

试论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朱元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及其社会政治影响。笔者认为 ,朱元璋建国之后 ,由于政治、思想感情等因素 ,比较尊重伊斯兰教。在他的影响下 ,其后诸帝也比较优待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这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回族的最终形成 ,促进了明朝与周边穆斯林国家和地区的交往。     

《明史·太祖本纪》“父母兄相继殁”杂考

《明史·太祖本纪》于朱元璋家世多语焉不详,尤以“父母兄相继殁”一句为最。这一问题涉及朱元璋兄弟姊妹、父母兄死葬先后顺序、刘继祖赠地等方面。经过考证,朱元璋兄弟四人,另有两姊。元至正四年(1344),其父亲、长兄、母亲相继过世,而仲兄、叔兄尚在人世,后皆死于元末战乱。刘继祖赠地颇为曲折,并非《明史》记载之简单。     

论朱元璋的人才观及其实践

朱元璋在其统治实践中,不仅做到了知人善任,且善于总结用人经验,逐步形成了内涵丰赡、求实致用的人才观。在重人方面,认为举贤任才为立国之本;在用人方面,坚持量能授官,各取所长;在选人方面,讲求不拘资格,唯才是举;在容人方面,力求推心待士,从谏如流;在管人方面,主张严明驭吏,赏罚公正。朱元璋的人才观将封建时代统治者的人才观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朱祥麟研究——以宣统《镇海虹桥朱氏重修族谱》为中心

通过宁波市镇海区档案馆藏宣统《镇海虹桥朱氏重修族谱》所载朱祥麟史料,并结合光绪年间地方志,考订其生卒年代、军旅活动,以及家族、婚育和封赠等情况,纠正一些流行已久的误说。通过对朱祥麟的研究,丰富我们对其次子、宁波帮代表人物朱葆三的家庭出身、赴上海学艺背景和家族封赠等方面认识。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论的真实意蕴——兼与黄应全先生商榷

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论是站在现代哲学美学反形上学立场上的,反对把心和物作实体化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界定也是相对的,美的真实意蕴是化掉主观和客观而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重点在"统一"(同一)上。黄应全得出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是主观论的结论,其原因是他的思维方法是旧本体论的,他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的分析也是静观的,不是动态的。他推理所涉及的"心灵"和"形象"都不是朱光潜的原意,他的实体化思维使得他非此即彼地把美同美感割裂开来,这是他的错误结论的病根。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朱光潜作品中的乡土情结书写

朱光潜是说理文写作的高手。对他作品中的事理解读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一些乡土人情、乡村风俗和田园风景书写,这些极富皖西南地域风情的典型事例和意象,汇聚起来构筑成一幅立体的清末民初皖西南山居图。隐藏在说理文中的乡土情结书写,凝聚着作者浓郁的家园意识和故土情怀,是成年朱光潜离开乡村天地奔赴城市生活的必然,是作者自然主义美学和文学旨趣的体现,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种情结。     

论《春秋》学对尹洙文学创作的渗透

宋代的《春秋》学是经学中的"显学",由于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主流话语地位,使得《春秋》学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尹洙"深于春秋",《春秋》学对其文学创作影响深远。本文将讨论《春秋》学影响尹洙文学创作的核心因素,其涵化《春秋》义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表征,及在北宋古文运动中的影响等问题。     

论朱熹对张载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宋儒中,朱熹惟独对张载的为学工夫尤其是读书思想最为推崇。他对张载所提揭的“维持此心”、“去旧来新”、“平易其心”、“熟读成诵”诸义均有所继承和发展。这不仅与朱熹为学的坚苦工夫历程有关,而且与他视读书为穷理之一事的思想、为救时学之弊的卫道之心相契合。     

翻译: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哲学诠释学观照下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

朱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译著等身。本文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视角考究了翻译是一种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了朱湘译诗活动中的"视域融合"现象,发现朱氏的译作处处彰显出中西宗教文化的"视域融合"、中西诗学规范的"视域融合"。借此抛砖引玉,希望为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