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苗疆书院与“大一统”的国家建构逻辑

苗疆书院于清初渐兴,乾嘉“苗变”后快速发展。借此,传统中国成熟的德治原则、“大一统”思想文化和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正统观念和意识形态全面渗入苗疆,并重建“边缘”之地共同的精神信仰,强化各族民众一体的政治与国家认同。相较一般意义上书院的文化指向和教育教化功能,作为“边缘”之地国家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和表征,苗疆书院始终贯有清晰的“大一统”国家建构逻辑,在清代苗疆社会变迁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其政治意蕴更为突出。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通过正史和地方志资料,加之作者的实地考察,详细地考证了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和"边墙"的沿革与兴废,并指出其历史地位。作者认为,堡哨"边墙"是镇压、控制当地少数民族的特殊军事设施和暴力工具,但在客观上和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保留和维持"苗疆"相对稳定的历史作用。     

“礼”入苗疆: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

雍正朝大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清王朝对该地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全面干预婚姻生活成为礼治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开始以“六礼”的程序来实现婚姻的缔结，且在初婚与再婚里，已逐渐形成了“文字凭据”的观念，“庚贴为凭”的婚姻程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性婚书开始流行。而“嫁卖生妻”、休妻与退婚，是人们娴熟利用儒家的“礼”来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权的表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积极地参与人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这种婚姻监督与监管权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人的转换，无疑是一重要的新转向，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干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试论清朝在“贵州苗疆”因俗而治的法制建设

清朝在“贵州苗疆”的法制建设,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特点是因俗、因地、因时而治,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贵州苗疆”苗族习惯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地方法律统治秩序,这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促进了“贵州苗疆”的发展和进步。本文试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总结历史经验,以期对我国目前的民族法制建设能有所借鉴。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城步雍乾苗民起义与改土归流

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镇压李再万领导的苗民起义之后设立的城步县,是明代对当地苗疆实施改土归流的重大措施。虽然“一时诸苗涌跃,渐有生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步苗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封建王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阶级本性,主政者     

清水江流域白市、江东、渡马三地文书考释与研究

一、地理环境与历史概况 白市、江东、渡马三地位处沅江上游,历史上乃贵州出入中原之要道。沿江下行可达长江中下游,顺江而上则入黔东南苗疆腹地。就文化而言,为苗、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处。该地区宋代就有文字记载,     

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创作特征

明代兴起的历史演义,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在创作上具有３方面的特征：１．从题材看,以前代的平话或坊间小说作为创作的蓝本;２．从思想内容看,主张以正史为依据,以信实为文体内容核心;３．从艺术形式看,结构体制、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比“讲史”、“平话”规整、完善,而且雅化     

"苗疆边墙"与凤凰民族文化景观分区

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凤凰已成为国内著名的文化旅游区,从其景观文脉来看,多元民族融合文化为其特色,且"苗疆边墙"在其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分异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苗疆边墙"为线索,研究凤凰民族文化景观的形成和地域分异,为有效地整合凤凰文化旅游资源和合理地设计其旅游地形象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     

清代治理苗疆的独特法律——“苗例”

如何理解作为地域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苗疆与苗？进而如何理解清代治理苗疆地区的法律——“苗例”？由于系统资料的 匮乏,立法授权的过于简洁以及相关司法档案的几乎阙如,因此,学界只能通过一鳞半爪的资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予以研判, 故而这仍是尚有争议、未有定论的话题。通过学术辨析,强调不能以当今苗族和苗族生活的区域为标准划定苗疆与苗,而应还 原到“改土归流”的历史情境中认识苗疆和苗,进而对“苗例”的认识,不必拘泥于官方的立法授权,更应站在司法的视角,以及 与清代治理其他民族之法律的比较视角观察和认识之。     

汪道昆诗论探析

汪道昆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微州地区的文坛领袖，其诗论值得探究。他虽受“七子派”影响，但其诗论颇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后之视令，亦今之视古”、“师古即师心也”、“文由心生”、好诗“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汪道昆以富有特色的诗论在明代诗坛有一席之地，同时又以其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丰富了新安诗群。     

辛亥革命与苗疆的光复

公元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光复了湘西苗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造成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湘西苗疆陷入了军阀割据局面,革命尚未成功。尽管如此,辛亥革命光复苗疆及其历史作用是十分深远巨大的。值此辛亥革命80周年到来之际,本文试作刍论,就教于同行。     

清代治苗政策管窥(下)——评《湖南苗疆善后六条》和《治苗论》及其社会实践

<正>《治苗论》是傅鼐的代表作,也是清末制定治苗政策的反动理论依据.其社会实践,主要是以傅鼐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对苗族人民的血腥屠杀和反动统治.傅鼐是和琳治苗主张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是浙江山阴县汉人,在湖南苗疆先后任过同知、兵备道员以及“总理苗疆边务”大臣等职.他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总结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征剿苗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把封建主义种族歧视     

古“五视”与今“五看”

在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问大臣李克选谁为相．李克遂提出了“五视”： “居视其所亲”：看他平常都和谁在一起。近君子，远小人者，可用。“富视其所与”：看他何以支配自己的财富。接济穷人而不贪图享乐者。可用。“达视其所举”：看他处于显赫位置．何以选拔部属。任人唯贤而不唯亲者．可用。“窘视其所不为”：看他处于困境的时候．能否节制自己而不变节。苟且偷生者．不可用。     

从雅到俗——明代美学札记

本文认为,从明代中期开始,社会审美文化一反传统,发生了“从雅到俗”的巨大变化,这是从感性上预示了中国社会从中古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文章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以文学方面的文体流转、文人自觉、民歌地位等为主要论据,对明代“从雅到俗”的审美文化潮流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斯大林的世界历史观

斯大林根据对世界形势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历史”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其内容包括：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世界的体系性，世界体系有“中心”与“外围”的差别，资本主义世界存在“总危机”并导致“战争不可避免”，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于“世界革命”，社会主义的实现首先在于“一国建成”，世界历史中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斯大林的世界历史观具有内容和影响上的“双重性”，因此我们也要对其进行辩证地看待和客观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