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出传统理路迈向时代未来 --理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论题与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研究

社会学从初创时代直到当代,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论题对于理论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性标识,从关于这一论题的洞察和探索而逐渐荡开和拓展的论域,对于获得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性状与变迁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化,意义极为深远。然而,这一论题上形成了一种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进行分离的传统研究套路,并为后继者所沿袭和复制,也因之一再激起社会学的理论重建。理论是时代的折射或先声,问题的谜底已经深藏于时代本身。在全球化激流奔涌的现时代,“过去”的影响力迅速降低,“未来”的意义日益凸现,“生活在未来”就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在生活实践面前,传统的理路在消蚀。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是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的关系,而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是根本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使得社会世界意义赋予的不断深化,主体的反思、自否与创新能力也无穷递进,促成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意义效应中,社会生活、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秩序和结构不断胶着、建塑和往复转变,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绵延和演替,通过共同的进程投向未来。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跨国移民与东亚现代化——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其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市场的扩大,并对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及文化结构产生了影响,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移民尤其是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建立起日益友好的民间联系;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日益密切,东亚一体化终将会实现,而东亚也将在东亚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力量,成功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东亚区域合作语境下的中国外交:一个新地区主义的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做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东亚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历史考察

东亚经济一体化思潮的历史变迁: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考察"东亚"区域意识的形成,东亚区域早期的华裔秩序与朝贡体系,对日本东亚共荣圈促生的"东亚"经济秩序圈雏形以及"东亚"概念污名化的反思,区域性复兴和危机背景下形成的东亚经济区域合作模式.对"东亚"概念的正名与重塑、"区域"而非"天下"意识的强调、善用危机感和平等处理大陆与海洋的关系.     

全球交往实践中的东亚文化价值观

东亚文化价值观是东亚人民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信念、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创建及其作用的发挥,必须通过东亚区域的自我整合、调整来进行.东亚社会必须作为"主体",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互动中,通过宽容、民主的协商、对话和合作,共同参与全球普遍价值的建设.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区划问题研究——基于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思考

目前,经济区划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愈加凸显,而经济区从规划走向实施,其作用和效果的实现关键在于区域合作的落实,而区域合作往往又受到行政区划的掣肘,因此,区域合作之间常常形成"囚徒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从微调行政区划格局、改革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入手,引导地方政府从行政区个体理性向经济区集体理性转变,以实现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的协调.     

楂建英、也斯、周腓力旅美题材小说比较

<正> 发生结构主义把文学作品称做“我”(作者)和“他们”(集体主体)的结合.个体的要求——不管是与集体主体相冲突的,还是与集体主体相一致的,不管是潜意识的,还是自觉的——只有在意识因素这个文化创造的层次上被释放出来,才是有意义的.一部作品如果不与某个集体主体相联系,那就不能理解或研究它们的内涵.而集体主体则是个体关系的复杂网络.个体心理的复杂性都源自这样的事实:这些个体每一个都隶属于多种拥有相当成员的数量很多的不同集团(家庭的、职业的、民族的、朋友与相识者的、社会阶级的等等).并且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都作用于他的意识,从而帮助他们形成一种独特、复杂和相对不连贯的结构.楂建英、也斯、周腓力分别是大陆、香港、台湾的作家.他们的旅美题材小说带着各自互相不能取代的地域文化烙印.虽然,他们同是中国人,都有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家庭、朋友,但生活在三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更隶属于各自的社会环境,当我们把他们的作品当作是不同社会环境的产物来研究之时,我们便获得了一个更简单、更连贯的有意义的结构.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牙买加体系下的东亚货币合作

牙买加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平等性,区域货币合作是东亚国家化解不稳定性、减少不平等性的必由之路。通过影响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牙买加体系的内生特征给东亚货币合作注入了持久的、外生的结构性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由此得到维护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在受到牙买加体系力量塑造的同时,也对牙买加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当前中亚反极端形势分析

随着中东极端分子向阿富汗和中亚转移,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南部与阿富汗毗邻的边界地区、中部的费尔干纳、哈萨克斯坦西部等成为暴恐风险最高的地区,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依然是中亚极端组织最主要的传播、招募和指挥手段。为打击极端势力,中亚国家相继出台反恐反极端或宗教发展国家纲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国际合作综合等措施遏制宗教极端和严打恐怖主义,各项措施总体上已发挥效果,依然存在综合反恐力量不足、传统宗教薄弱、法律不完善、地缘政治干扰等难题。中亚的安全对中国影响很大。宜把握"局"和"势"的关系,辩证且动态地对待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推动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西部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展。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浅析建构主义共同体和平论与东亚安全

东亚是安全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 ,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对东亚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它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相互信任和集体共识 ,创造东亚稳定的安全环境 ,从而形成一个建立在国际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共同体。使共同体和平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东亚三国近代文化选择与成因考述

对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形成的近代东亚文化选择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朝鲜与日本分别表现为“东道西器”和“和魂洋才”。东亚三国近代文化虽说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因三国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上的差异,使三国近代文化在对传统的反思及西学分量等内容上呈现出很多不同的特点。     

中东经济现代化进程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包括中东在内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的初始动力和思想根基。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各国的经济现代化有很大的同步性,它不仅是民族团结和独立自主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且还是影响各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的重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受到异质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冲击,出现认同危机,民族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有所削弱。虽然民族国家并未彻底丧失其经济功能,但只有在维护传统文化和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树立新的认同,建立开放的具有现代性的经济体系,积极发展地区间与国际间的合作,才有可能推动民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论语境意义的理解

语言的意义有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的层面。动态的语境意义与静态的语言意义的不同表现在概括与具体、泛指与特指、显示与暗示、规范与偏离、原义与增义、直接与间接、意在言内与意在言外等方面。理解语境意义需要依据语境进行“语义线索推导”,其具体途径有依据语境,从社会意义、联想意义、情感意义、违背原则的意义、预设意义、言语行为意义、暗示意义等不同角度对话语作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