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出传统理路迈向时代未来 --理论社会学的一个经典论题与转型加速期的经验现实研究

社会学从初创时代直到当代,行动与秩序和结构的关系论题对于理论社会学具有重要的学理性标识,从关于这一论题的洞察和探索而逐渐荡开和拓展的论域,对于获得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性状与变迁的理解,对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和体系化,意义极为深远。然而,这一论题上形成了一种将行动与秩序和结构进行分离的传统研究套路,并为后继者所沿袭和复制,也因之一再激起社会学的理论重建。理论是时代的折射或先声,问题的谜底已经深藏于时代本身。在全球化激流奔涌的现时代,“过去”的影响力迅速降低,“未来”的意义日益凸现,“生活在未来”就是不断地生成和建构。在生活实践面前,传统的理路在消蚀。社会行动与社会秩序和结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是彼此建塑和同构互生的关系,而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对于这一关系的理解和解释,是根本性的。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使得社会世界意义赋予的不断深化,主体的反思、自否与创新能力也无穷递进,促成了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的重构与变迁。正是在一轮又一轮的行动意义效应中,社会生活、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秩序和结构不断胶着、建塑和往复转变,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绵延和演替,通过共同的进程投向未来。     

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

从集体消费研究当今城市社会的分化与不平等是新都市社会学的立场之一。集体消费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生产社会化与劳动剩余价值私有化矛盾的产物,政府对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还取决于获得集体消费品的途径和能力,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政治逻辑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消费领域的干预使日常生活领域政治化,消费成为城市政治动员的基础,围绕着集体消费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城市社会运动。     

结构、制度、行动的三维整合与当前中国社会和谐问题刍议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关于如何建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恰当地理解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准确地判断一个阶段的社会和谐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文认为,社会和谐的本质是社会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行动(者)三个维度的整合则是社会整合与秩序的前提。目前,中国社会和谐的结构、制度和行动整合在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还存在重大缺陷,面临重大挑战,社会和谐的实现还是一个很长的建设过程。     

结构范式和行动范式的对立与贯通--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回顾与再思考

在现代社会学综合运动和后现代社会学解构热潮的背景下,经典社会学理论被指责为制造了结构范式和行动范式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经典理论中的结构范式和行动范式在解释立场和解释路径上的确是相互对立的,但两种范式在各自的逻辑起点和前提上却又相互提供了解释性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理论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相互贯通的。     

人际关系互动与社会结构网络化--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

“社会资本”研究一直缺乏对其中蕴含的理论思想作深入地探讨。本文通过梳理社会资本理论所遵循的社会学传统 ,将“过程性”和“嵌入性”作为社会资本的两个本质特征 ,并在“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性质”这一框架下对“过程性”和“嵌入性”特征加以整合 ,以此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建构基础。这一分析框架突出了行动者权宜性行动策略对社会规范结构的建构和重构意义 ,以及人际关系互动所体现的行动者能动性对社会结构网络化过程的影响。     

社会的结构——一种关于全球化现象的理论探索

以全球化的事实作为经验基础 ,运用类比的方法建构一个关于社会结构的、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科学理论。一个社会的结构包括社会规则 (P)、人口数目 (N)、生产力水平(T)、生活空间 (V)四个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一理论的效度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较好的检验 ,为解释、预测包括全球化在内的一些社会现象提供了参考的框架。全球化现象本身是社会的结构自身调整的结果 ,全球化现象将随着以上几个变量特别是生产力的变化愈演愈烈 ,在地球给予我们的空间最大值一定的前提下 ,统一的全球性的社会规则就愈加重要。在很多人看来 ,网络社会的崛起是全球化现象的一个表现。而事实上 ,因为网络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行为者的互动空间 ,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抑制作用     

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

义、利作为既定社会秩序中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是两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整合的价值取向.当义、利分别作为工具价值和目标价值发挥作用时,可以得到义利互动的各种可能模式.一般地说,其中义利互动的整合模式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而冲突模式则可能阻碍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转型期多种义利互动模式并存的现状,是符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宏观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同时需要确立主导义利模式,使多元义利取向服从主导义利观.     

转型期社会个体的义利选择--一种伦理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伦理社会学和社会转型论视角阐述微观义利问题即社会个体的义利选择,通过实证资料说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义利选择模式,这种现状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应该努力倡导和实现个人物质利益与道德人格相整合的价值模式,以推动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

东亚通过独具特色的进程形成了与欧美现代化极为不同的发展模式。东亚特色的一个重要基点也许在于一些学者所 说的"文化东亚",即儒教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文化内聚力和整合力。中、日、韩三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 威权机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某种共性。如果用"社会互构论"的眼界和理路,可以将中、日、韩三国 为核心的东亚视为"区域性互构共生体系"或称"东亚互构共生域"。这里的"互构"是从主体行动、权力、权益的自主性和平等性 来检视"东亚互构共生域"前景的。主体的差异性是"社会互构"的基本预设前提,因为差异才可以言互构,越是差异也就越要求 互补,通过求同存异的过程来求得互构共生的最佳值。东亚的兴起本身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旧式现代性的一个有力挑战。中、日、 韩三国对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共同关注,将重建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通 过对三国的共性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创新能力、政党和政府精英的腐败、三国自由贸易的推进,以及经济、 政治、文化领域如何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将对东亚和亚太地区、对国际关系秩序以及全球化进程形成深远的影响。中、日、韩三 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三赢互利,避免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

在转型中国,当工人提出工资增长等诉求时,场景中个体行动似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是大量的集体行动。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种行动的产生?在从个体行动到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其动员的中观和微观机制是什么?通过研究发现,社会结构变化、怨恨集聚、共同命运和宿舍空间是工人集体行动几个主要变量,其线性序列构成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机制。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由于社会日渐断裂,从而为工人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生活中的怨恨集聚为其动员提供了情感动因;集体命运在组织缺失下为集体认同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宿舍等公共空间为工人集体行动动员提供了独特生态环境。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东亚三国西学成果差异及其原因

东亚三国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着东亚各国的文化差异,即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显现的东亚各国文化的传统特性。通过分析得出,东亚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是导致三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成西学成果及水准差异的主要原因。     

论东亚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面临两难困境一事表明,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必须进行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东亚经济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东亚汇率合作中最优汇率制度安排应该是共同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以推动东亚汇率制度一体化,最终实现亚洲单一货币区。     

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有过程的。作为东方文化特征之一的“汉字” ,在东亚大文化系统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汉字的传入和使用 ,改变了东亚各国无文字的历史 ,使深层次文化交流得以进行 ,并逐渐形成以中国儒学思想为核心、汉字为重要特征之一的“东亚汉字文化圈”。     

跨国移民与东亚现代化——以中、日、韩三国为例

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其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市场的扩大,并对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及文化结构产生了影响,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和多元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移民尤其是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建立起日益友好的民间联系;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日益密切,东亚一体化终将会实现,而东亚也将在东亚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类的力量,成功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