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诗词文赋的社会价值

梁荻在《云南社会科学》2 0 0 2年第 4期撰文《李清照诗词文赋的社会价值》指出 ,李清照是宋代杰出的与男性文学家齐名的一位诗人、词人、文赋作家。其创作丰赡 ,各种体裁兼备 ,诗词文赋均写得好。她的诗词中蕴含着崇高的感情因子 ,与其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父亲的言传身教和丈夫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常被她词中忧伤的婉约和诗中刚烈悲壮的激情以及赋中强烈的爱国思想所打动。其诗词文赋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国思想 ,显现了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群体特征 ,成就了她诗词文赋的社会价值。从艺术本体的角度考察 ,李清照是具有个体性、独…     

张孝祥的洞庭诗文及其尊屈倾向

张孝祥是南宋著名爱国词人 ,曾三次到过湖湘 ,经过洞庭 ,写作了大量诗词文赋 ,表达对屈原的景仰 ,表现出明显的尊屈倾向。     

论柳如是诗词的美学价值

较之历代女子的诗作,柳如是的诗词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思想和境界,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的人格美、博大的爱国情怀、现代意味的爱情观等方面,这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而明末清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柳如是特殊的乐妓身份及个人生活环境,是其诗词美学价值的成因。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叶嘉莹生命美学思想初探

叶嘉莹从中国古典诗词源于生命的“兴发感动”这一本质特征出发,建立起以诗词评赏理论为依托的生命美学思想体系。她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精髓在于传达出生命的真实感受。她的生命美学思想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提出伟大诗人在其诗词中所表现出的襟抱情怀与人格力量,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她指出,词更具有个体生命意识的特征,词中所流露的情感表现了人生命的质量差异。     

试析陆游的宫怨诗词

陆游创作宫怨诗词是有情感基础的，即爱君爱国思想。陆游的宫怨诗词正是在爱君爱国思想的统摄之下，成为了宋代具有批判精神的宫怨题材诗词的代表。在这种爱国爱君思想的指引下，陆游的宫怨诗词批判了摇摆不定的抗金信心，驳斥了屈辱妥协的“和亲”政策，抒发了壮士愤慨，表达了壮士豪情等。当然，陆游的宫怨诗词创作的艺术特色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论赋的特质及其与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关系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它的体制与表现手法同汉语的特征和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有关,故其产生仅迟于诗歌,而其创作一直延续至现代。赋的四种体式中以文赋为主体。文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变或"复古",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有关,同时也体现着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赋的发展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政治思想

陈独秀晚年具有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他坚持爱国立场,主张抗战到底,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陈独秀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认识到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他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其思想的闪光点.为人类思想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略论佛学对王船山诗词的影响

<正> 近年来,探讨王船山诗词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的论文较多,但涉及佛学对其诗词的影响的却几乎没有。不少论者认为,王船山于传统文化中单纯地服膺儒学,其诗词之内容当然也是以此为依归。的确,船山是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己任的;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唯六经是诵,而是广泛地研究先秦以来诸家之义理,经过独立的思考、选择和融合,从而构成自己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王船山不仅尊崇儒学,而且研究佛老,能够做到“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对佛老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并从中吸取了某些有益的因素。本文拟就佛学对王船山诗词的影     

毛泽东诗词中的传统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毛泽东同志不但用科学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指导文艺创作,而且率先垂范地运用这些理论和思想进行诗词创作,正是由于他把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其诗词不但蕴涵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民族化,而且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艺术特色,具有大众化。可以说,他的诗词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真正达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与他的诗词创作实践对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诗歌中的宗教情怀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有才华的女诗人之一。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她的诗歌充溢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诗歌中,她常常以宗教内容和死亡为题材,运用象征手法和大量的宗教词语以及表示否定的词语来表达宗教情怀。她浓厚宗教情怀产生的根源与她成长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维多丽亚时代妇女地位低下,也是她对现实苦闷进而转向宗教的重要因素。     

朱淑真诗词爱情心态浅探

朱淑真是宋代女性文坛继李清照之后又一颇有成就和个性的女诗人，她的爱情诗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又由于她一生受情婚姻的不得意，诗词中又颇多怨恨之语，流露着她在生命中的真切体验。天真烂漫，情窦初开的少女朱淑真在诗词中表达着她对爱情的幻想和憧憬，同样也在诗词中发泄其对不幸婚姻的苦闷和郁怨，最终在弧寂和绝望中抱恨而死，从她的诗词创作中可以触摸到一个闺阁女子一生的情感历程。     

诗的弥撒——浅议阿赫玛托娃诗歌中宗教性的表现

在阿赫玛托娃整个创作生涯中,诗人都采用过《圣经》里的情节,像“祈祷、上帝”等宗教词语在其诗歌作品中比比皆是。俄罗斯民族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正是有着宗教的支撑,俄罗斯人才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并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诗人将宗教题材引入诗歌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诗人所生活的那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通过这种艺术方法,来扩大所描写事件的意义,加重悲剧气氛。     

宋代杜诗编年考论

杜诗的编年是宋代杜诗学的重要内容。杜诗编年及编年本的出现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它是在当时社会风尚、文学观与杜诗接受观等多重影响下出现的。经过两宋诸家的努力,杜诗编年趋于完善。宋代现存杜诗编年本的编次同中有异。从对诗歌的模糊系年到对每首诗歌的准确系年,是宋代杜诗编年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不同结集者的杜诗观与社会大背景中文人杜诗接受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余秀华诗歌谱系与疼痛美学--以《诗经》、海子、“梨花体”为参照

余秀华是新近爆红的诗人,她的诗歌理应纳入一个比较系统的评价体系之中。从互文与弃妇诗传统、意象选择与陌生化以及疼痛与戏仿三个方面分别将她的诗歌放在《诗经》、海子,以及与之同时而稍早的“梨花体”诗歌系统中,看她的诗对《诗经》以及当代诗人作品的继承、发扬和疏离,并由此衡量其诗歌创作的谱系、特色和得失。     

李清照咏花词情感探微

李清照词中咏花词占有一定比重。在咏花词中所反映的情感变化，与当时政治时局的变化密不可分，同时也反映了女词人高标凌世、乱世挺拔的性格特点；而咏花词中浸通分的那种青春美、别情美、沧桑美，别表现出了一种别样的审美情趣。     

“复”与“变”的互动──论陈子昂诗歌理论和创作的创新

唐代诗僧皎然认为陈子昂的诗歌“复多而变少”。如若其然，则子昂何以成为有唐一代诗风的开创者？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推陈出新，提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富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理想，并将唐代诗歌的审美品位标定在一个崭新的高度。唯其如此，才有嗣后盛唐诗歌创作“文质半取，风骚两块。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的特征。他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风格声律，都能在继承的基础上颇多创新。这可谓由“复”求“变”，“变”中有“复”。盛唐诗歌之所以能“变汉魏之古体为唐体，而能复其高雅；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而能复其挺秀”，陈子昂功不可没。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艾米莉·勃朗特的诗路历程查考

艾米莉.勃朗特以《呼啸山庄》驰名文坛。自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对它的评论和研究,可说是汗牛充栋。然而,这部奇书的作者留给世人的约200首诗歌却很少有人问津,研究更是鲜见。本文查考、梳理了现存的艾米莉.勃朗特诗歌编辑和研究材料,试图让女诗人艾米莉.勃朗特走进研究者的视野,也为进一步从源头上探究《呼啸山庄》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试论孙犁的诗歌创作

孙犁的诗歌创作贯穿一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前期诗歌塑造了抗日军民英雄群像,深刻反映了新的社会伦理关系,形式上以叙事为主,构思各具特色;后期诗歌表达了更广泛的主题,尤其以人生思考和赞扬女性美为主调,艺术上也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