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灰法规则”的运行与对策

法制统一是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而现实中法制的统一性又经常遭受各种干扰。“灰法现象”即是存在于法律领域自身并严重干扰国家法律统一性的不正常现象。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一种不是法律却以法律名义、形式和程序运行的规范性文件的存在，作者称之为“灰法规则”。本文着重论述了“灰法规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并提出了消除“灰法规则”的构想。     

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规则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包括仲裁程序法和仲裁规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组成部分,其法律适用规则不能按照一般学者的观点统一进行研究,而应分别探讨.仲裁程序法的确定存在着“本座论”和“非地方化”两种理论;仲裁规则的适用主要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超市购物"中的合同关系

“超市购物”不仅体现为一种消费关系 ,而且更应体现为一种合同关系。对“超市购物”中的合同关系及其合同规则的分析和适用 ,可以弥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法律适用方面规定上的不足 ,丰富和完善超市经营的法律治理结构 ,实现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的公平保护。适用合同法律制度调整“超市购物”中的合同关系所产生的合同责任同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调整“超市购物”中的消费关系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在具体案件中存在冲突 ,冲突协调的规则是 :“由消费者选择具体的责任方式”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     

油污损害防治的法经济学解释——基于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不可让渡规则三个维度的分析

在法经济学领域中,“卡-梅框架”将侵权救济规则抽象成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不可让渡规则三种类型.这一框架从分析法律规则的效果模式出发,以寻求“最有效率的权利保障”作为规则选择的取舍标准.“卡-梅框架”对于油污损害防治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在于有助于重新审视相关法律规则的设置目的、适用场合及实践效果.油污防治法律规范的修改与完善需要对克服油污损害的外部成本以及实现法律的效率价值给予更多关注.     

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及冲突原因分析——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讨论历来已久,“泸州遗赠案”的发生,又使之讨论更加激烈,本文欲以“泸州遗赠案”为切入点,法律规则与原则区别,简单探讨法律规则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冲突的原因.文章并不在于深究此案的结果是否正确,而重在提供一种思考的进程或者考虑的因素而已.     

民间规则的认同模式及其意义

如果把法治界定为规则之治,那么,从逻辑上讲,法治的实现便可转换为法律规则的实现。而法律规则的实现,从主体心理角度看,仰赖于人们对它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认同(简称规则认同)。人类对于规则的认同主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模式,即超验模式与经验模式。前者通过信仰来实现认同,后者则通过主体的参与来实现认同。在这个“脱魅”的时代,借助信仰来实现认同的方式已基本不再适用,或者说,至少不能再像前现代社会那样作为主要的认同模式而存在,因此,强调主体参与的经验模式之价值和意义便凸显出来。民间法的规则认同模式正是经验模式的“活化石”,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解决当今法治领域中规则认同问题的钥匙。     

论法律原则

法律原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本源和价值基础的法律规范或者是能够证成实在法的正当性的综合性准则,其应当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具备实在法效力的法律规范型法律原则;另一种是不具备实在法效力的非法律规范型法律原则。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法律原则具有抽象性、稳定性、效力与表现形式的二元性、适用范围之宽泛性及“竞争与协调兼顾”的适用方式之复杂性等特性。基于对法律原则特性的认识,可进一步揭示出法律原则对法律规则的规制和评价功能、对实在法的续造功能及在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功能。而要全面解读法律原则问题,还必须以法律原则的裁判功能为切入点,从理论和操作层面深入分析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和具体适用过程。     

论法律的诠释

法律作为一套指导人们行为和实践的规则体系,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对贯穿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规则诠释,其建立在人类长久以来形成的某些普遍的社会共识上,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推进和未知领域的发展不断被修正,并反过来限制和扩充人类实践的边界,形成了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重复循环论证.今天人们在面对现有领域的快速扩张和未知领域的空前壮大时,对世界的诠释需要新的视角来指导和理解.诠释法律是一个漫长且渐进的过程,人们通过法律规则指导自我实践(可预测性),并在全新领域的探索中重新探讨法律规则的构建,达到一种自身实践与社会发展的认知平衡.     

解读“法律”——传统法律概念之批判

人类选择了法律 ,便崇尚法律[1] 。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人崇尚法律 ,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找到所有人崇尚它的充分必要理由。为什么人类崇尚法律 ?即使问题解答如此完备 ,仿佛接近真理 ,也无法令人类满意 ,因为关键在于 :法律本身的难以界定 ,法治对规则和强力的过分依赖。一　传统法律观之“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则。[2 ] 这就意味着 :法律是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 ;法律是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范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 ;法律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行为规范。传统法理学…     

名词选择

法律广义的法律是国家制定的规则的总和(此时,与“法”一词相通);狭义的法律是议会或人民投票通过的、国家元首颁布的法令。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没有强制,就没有法律。法律一般具有两种表现形式:1,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2,行政机     

"乐者"何以"乐也"——审美活动与道德自觉的内在逻辑

《乐记》指出：“乐者,乐也”。音乐何以同于快乐？从《乐记》对音乐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乐源自于音,音源自于声,声源自于情,情源自于性,性归于善,尽善为仁,君子以得仁以为乐。所以由快乐的内心向外表达就是音乐之所出（即创作）,其逻辑路径为：乐（快乐）——仁——善——情——声——音——乐（音乐）。音乐向听者内心渗透就是快乐之所归（即欣赏）,其逻辑路径为：乐（音乐）——情——善——仁——乐（快乐）。作乐者由快乐的仁心发端为动人的音乐,鉴赏者再由动人的音乐开启快乐的仁心,以此建立起儒家视阈中审美活动与道德自觉完美的内在逻辑。     

倡导法律平等 保障人权实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都在关注＂法律平等＂这一问题,如：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西方资产阶级针对封建专制又提出过＂权利平等＂,而我们现在宪法当中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不但是我们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那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像中国古代流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说法,它能不能上升到法律的角度,资产阶级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它是不是已完美无缺？还有我们现在虽然《宪法》中明确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有时也会产生一些疑惑,人们又看到生活中有许多不平等的事情,这又会引发我们一些思考,法律平等是不是事实的平等？法律平等是不是绝对的平等？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本文就围绕这些来分析和探讨有关法律平等及人权保护问题。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探析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代表的＂强权即正义＂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一是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对于哪一种观点最能代表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存在争议。分析解读表明,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才是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这种＂正义至善论＂能够有效反驳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音乐创造”教育哲学观论析

音乐教育哲学是音乐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在音乐教育哲学领域中活跃着审美、实践、文化、社会功能等多种音乐教育哲学观,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性作用。然而,音乐教哲学观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为此,笔者从当今时代特征出发,对近几年产生的新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音乐创造"略作评述。     

论动物的法律地位

德国1990年在民法典中新增的“动物不是物”规定引发了法学界争论,动物是不是物？应该赋予动物主体地位还是客体地位呢？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近些年来受到人类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动物种类在不断的减少甚至灭绝。动物种类的减少、灭绝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人类是时候采取措施来保护动物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必须赋予动物主体地位,事实上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也不可行。     

注重音乐本体特性 改革高师音乐教育简

目前,我国高师音乐教育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施成绩卓然,但连续七届的音乐教育专业唯一国家级赛事——“全国高校音乐学（师范类）大学生基本功比赛”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高师音乐教育改革之关键在于尊重音乐学科的个性,注重音乐教育的本质特征,遵从音乐教育的特殊规律,坚持做到“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的要求和结构”以及“生源来源途径与生源本身要求”三个方面“不一样”。     

商品房交付法律适用标准研究

实践中开发商通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在确定的日期内将“经验收合格”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给买受人使用。那么何谓“经验收合格”,其法定标准是什么？对此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就使得开发商、买受人,甚至法院在适用有关法律时具有随意性。文章通过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认为合同当中的“经验收合格”应为取得《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并通过规划部门、环保部门的验收,房屋交付法定条件为“准竣工验收备案表”标准,并建议对延期办理房产证实行按日累积违约金来促使开发商积极办证,倡导“低法定、严约定”的交房思想。     

德里达晚年翻译思想发生过转变吗？——从《何谓“确当的”翻译》一文谈起

有学者指出,德里达晚年翻译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何谓“确当的”翻译》一文便是佐证。然而,德里达并没有将所谓“‘确当的’翻译”视为翻译的标准或本质。围绕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When mercy seasons justiee”（当慈悲调剂着公道）等的翻译,德里达旨在以隐喻的方式阐述翻译中对原文的“忠实”是个陷阱,提出一切可译又不可译的悖论以及翻译即改写等观点。     

“十七年”音乐创作与社会的互动研究

十七年音乐在新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属于“特例”,既非建国前的“十里洋场”,亦非文革时代的“高快硬响”。音乐创作对传统的“爱情”主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与定位,将其放置到革命或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下来论述,使爱情叙事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但创作者并非完全听从政治指令的艺术木偶,他是以一种更为隐性的方式将创作的触角伸向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以此寻求“宏大叙事”与“个人情感”之间的平衡。创作出了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爱情歌曲,具有特别的审美价值。     

《乐记》审美风格论考

《乐记》之审美风格论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人心感物”层面的审美风格;二是政教层面的审美风格;三是礼制层面的审美风格;四是气象层面的审美风格。《乐记》以遗音遗味、和节有序两个基本点来评判音乐的审美风格是否符合其审美标准,并以夏商周之乐作为评判的楷模。《乐记》的审美风格论,打破以壮美优美为审美风格划分标准的模式,转而建立一种极具儒家色彩且细腻辩证的审美风格标准,这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之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