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了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特征变量、居住地区变量、意愿生育数量、传统偏男生育观念（即“生育目的”）变量和政策性变量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     

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2004年10月进行的题为"广东省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政策因素以及生育目的对广东人口意愿生育数量的影响.     

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社情民意问卷调查数据,对河南省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从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生育目的三个纬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降低河南省出生性别比的政策建议。     

广东“80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量将表现出与父辈们不同的特征。本文采用广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支持的调研数据,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户籍状况、家庭结构及财产状况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初育年龄意愿、理想生育数和生育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与经济因素是影响“80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同时,家庭养老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生育意愿。     

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及生育二孩打算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原始数据,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的视角,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出生人口规模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2011²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2013年的重复测量,中国目前意愿生育水平在1.86左右;育龄人群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的终身生育水平为1.59,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终身生育水平也仅为1.68,都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基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即使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2014²020年每年多出生人口规模也不超过324万。     

禀赋、场域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构建模型,对中国18～52岁妇女的意愿生育决策、生育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众多因素中,家庭已有孩子构成、能力禀赋、资本禀赋对妇女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技术禀赋对妇女再生育的意愿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同时,将划分生育场域边界的地区变量纳入模型,显示不同区域间妇女的生育意愿存在较大差别,中西部地区妇女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东北部地区;妇女禀赋条件越改善、禀赋水平越高、生育场域越优化,其生育意愿、生育强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理性。未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制定、调整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生育意愿:是确定值还是区间

本文以2015年先后在北京和天津开展的"居民生育意愿和行为研究"为例,探讨个体生育意愿存在区间范围的现象.研究证实,在数量方面,两成以上的人计划生育1到2个孩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生育了1个或者2个.在性别方面,"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但是可能仅有不到一成的人会为了实现"儿女双全"而坚持生育两个孩子.有性别偏好并不意味着就会人为选择子女性别,只有拥有强烈性别偏好的人群规模才会与出生性别比升高密切相关.在年龄方面,实际生育子女的年龄在理想生育年龄3岁左右的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满意的.充分认识到个体生育意愿并不是一个确定值而是存在一个区间范围,这对于生育水平的预测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中国大城市不同人群生育意愿的 变迁趋势及比较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生育意愿研究有水平研究和趋势研究两个视角,后者更能反映人们观念的变迁,更能预判未来生育水平的变动。文章以上海市为例,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将1981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上海市范围内开展的26项涉及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串联起来,结合其中5项调查的个案数据分析,考察我国大城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纵向变化趋势并进行子人群间的比较。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户籍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均不断减弱并且二者逐渐趋同,生育意愿的"城乡之别"已然消失;在沪外省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强于户籍人口,"内外之分"仍然存在,但也显示出未来有趋同的可能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比较显示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极小,流动人口中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略强于独生子女;从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群比较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越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随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均相对较高;但是无论哪个人群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均已低于2个孩子。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生育文化概念研究

生育文化是人口文化的一部分 ,它本身又分为内涵生育文化和外延生育文化。内涵生育文化是指从受孕至出生后婴儿期的文化现象的总和。它又分为六类 :观念生育文化、科技生育文化、规范生育文化、信息生育文化、行为生育文化、组织生育文化。外延生育文化 ,即内涵生育文化之外 ,而对生育观产生影响的文化现象 ,诸如婚姻文化、妇女文化、养老文化、养育文化、家庭文化、社区文化等等 ,它是一个开放系统     

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比较

基于江苏苏南某农村79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比较一孩与二孩家庭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并运用回归模型对影响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家庭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间隔没有显著差异,仅在对"女性生育的最大年龄"的认识上二孩妇女明显低于一孩妇女。但两类家庭育龄妇女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试论家庭生育行为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及实践意义

西方现代新家庭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说为理论前提 ,进行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分析。文章对家庭生育行为所具有自利性、理性和追求效用最大化特征进行理性剖析     

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目的的调查研究

文章利用2007年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甘肃省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不断减少,已经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意愿生育性别倾向仍然广泛存在,期望生育一儿一女是大部分甘肃居民最为普遍的愿望,意愿妇女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仍是目前最重要的生育目的。     

Female fertility history and mid-late-life health: Findings from China

China’s middle-aged and older women suffer from poorer health than men. Using national baseline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a survey conducted from 2011 to 2012, this article applies logistic 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male fertility history (parity, early childbearing, late childbearing) and middle-aged and late-life health. We find that parity is related to the mid-late-life health of women. Women with four children or more a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impairment and poorer self-rated health than those with one to three children. Early childbearing is associated with ADL impairment; however, the correlation is mediated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Early childbearing is related to self-rated health in later life by an indirect-only mediation effect via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ersonal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