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农民工"形象及叙事

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旧有的乡村自然经济和生活方式日益遭到瓦解,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到城市谋生,这种社会现象引起文学的关注.从五四到30年代,出现描写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从经济、社会动荡和民族与阶级压迫的角度探究农民离乡的原因,叙写他们的城市遭际和心路历程.抗战爆发使描写乡村破败和农民被迫进城的文学暂时中断.建国后的30年里,严格的户籍身份制度和社会管柬,堵塞了农民进城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后户籍制度的松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边缘与贫穷,使大批农民以民工的身份大量涌入城市谋生,他们是城市生活方式和文明的追求者、城市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又是城市的底层和牺牲者.当下文学对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农民工进行了大规模的描写,形成了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秩序的演化与重构策略——以W州X村为例

乡村秩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助推器。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加速推进,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数量愈发增多,中坚农民和旅游外来从业者现象愈发显著,进而深刻影响乡村秩序的变迁。本文将X村作为乡村旅游主导型村庄的典型,从该村社会权力秩序、经济分利秩序、人际互动秩序、社会认同秩序等四个维度系统性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的兴起和阻滞两个阶段对X村乡村秩序的影响。经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兴起和阻滞的发展阶段下,X村乡村秩序四个构成要素均发生形色不一的变迁,致使X村乡村秩序总特征经历熟人道义、利益共享——利益竞争、社会冲突两个阶段的特征转变。由X村乡村旅游与乡村秩序变迁历程可知,如果缺乏合理认知与干预策略,乡村旅游对于乡村秩序的影响则是负效应大于正效应的。为此,须借助合理的外力干预措施整合乡村公共空间,以尊重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主体性地位,规制旅游外来从业者阶层的权责界限,从而在乡村旅游发展下型塑成以情感协作、共生发展为特征乡村秩序。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夹心式压电换能器优化设计

通过对广西周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由无区隔向区隔化重构的变动过程。在土地流转前,农民根据土地规模和职业分殊自然地分化为有机衔接、无区隔的各阶层。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去阶级分化”的机制,村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乡村维持着有秩序的善治。土地流转后,农民阶层分化出现了区隔化的重构,村庄社会本来隐没的不公正感突显并形成了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快速更替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将乡村治理带入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与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农业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关系。     

浅析陶行知的农民教育思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在倡导乡村教育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农民教育的实践及经验。其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全民义务教育、物质利益原则和尊重关爱农民等方针对于今天开展农民教育,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对农民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他以识字教育为基础,注重素质教育,并在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注重抗日宣传,教育并引导农民参加抗日救国。在教育队伍建设方面,他主张动员小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农民甚至各个阶层的劳动人民都参与到教育队伍中来,实现教学相长,从而推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社会动员及其治理功效——对皖南东镇的历时性观察北大核心CSSCI

从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种对农村的重构过程,然而国内学者对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却存在不同看法。文章基于对皖南东镇新农村建设历时性经验的跟踪观察,发现当地新农村建设采取的是一种能够充分发动农民的社会动员模式。这种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模式之所以可能被推广:一方面,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撬动和动员技巧的应用;另一方面,则是村庄社会规范自下而上的支撑性作用。东镇的经验说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动员模式具有明显的村庄共同体再生产的治理正功能,具体表现在:乡村宜居化与村庄人气的恢复,村庄公共空间的再造与乡村文化的复兴,村庄治理能力的加强,以及农民合作意识的提高。所以,对于像东镇这样尚有活力的村庄而言,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因地制宜,以普惠性为原则,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归属。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培训动力分析

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农民培训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层面,基层乡村政权的角色和职能理念转变,促使政府将农民培训作为乡村发展的服务方式;在乡村的社会转型层面,村庄的发展以及村庄日常生活基本投入时间的变化,需要农民培训的积极实践干预;而农民由无意识生存性人格向有意识生存性人格转变时,也需要农民培训为他们提供个体发展的空间和人格再社会化的机会。它是政府、乡村以及农民个体在社会变迁情境下的产物。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论集体经济式微对村民自治的钳制

村级集体经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基础。在“去集体化”的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相当部分村庄的集体经济式微,无力为村民自治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撑,形成了独特的钳制作用。在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民主管理变形、自我教育无力、自我服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建构有效的村民自治财政支持新机制,成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的重要课题。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个案调查

文章以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为个案,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文献分析、村民访谈与实地调查的有机融合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村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村民价值观念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从而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化解释.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