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基于重庆和珠三角的比较研究

通过实证调查资料对重庆和珠三角地区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在两地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和打工地生活时间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降低农民工的社会剥夺感,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构建以社区和家庭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促使农民工社会角色的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使农民工就地"市民化",就成了促使农民工提高城市社会适应水平的首要策略。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暂时性失业或返农农民工的比例达15.53%;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农民工进入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影响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因素会因代际、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     

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对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和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存在代际上的差异,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水平整体上高于年长者的环境意识水平.年轻人与年长者的环境意识的代际差异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影响因素不同.首先,年轻人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家庭人均年收入、社会保障水平、政治面貌、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影响;其次,年长者的环境意识主要受到政治面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新媒介使用频率的影响;最后,由客观阶层地位(即职业地位)、主观阶层地位(即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同)、单位性质、户籍性质、政治面貌等组成的"社会结构因素"对年轻人的环境意识的影响作用最大,而由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新媒介使用频率组成的"文化因素"对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影响作用最大.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与不平等再生产——基于CGSS2011的数据分析

依据CGSS2011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父辈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分析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再生产,研究发现:性别、户籍和教育程度是影响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代际传递现象,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家庭背景等因素来影响个人人力资本的获取,进而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尤其是拥有党员父亲和高教育程度的父亲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代表着一种深刻的社会不平等,要削弱代际传递效应对个人的影响、营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需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是研究农民工就业的核心之一,备受关注。从实际调查的566个农民工数据出发,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技能专长、外出务工年限、父亲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技能培训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就业能力,即年龄越大、技能水平越高、外出务工年限越长、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以及接受技能培训有助于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高;而性别、受教育程度、村域经济发展水平、母亲受教育程度、养老负担和政府推荐就业等对农民工就业能力没有影响。     

西北地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因素分析——以陕甘宁3省的30个村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的职业转移状况进行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期为改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现状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是否接受培训、婚姻状况、性别及城市规模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显著影响;工龄、受教育程度、配偶月收入、家庭经济水平及区域性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年龄及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移影响不显著。     

区隔与融合:城市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阶层分化研究

家长家庭教育素养的状态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通过对广州市2047个家长样本的调查,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具有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存在显著的职业差异、学历差异和收入差异。运用布迪厄的"区隔"理论进行分析,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区隔。为消除社会分化导致的文化区隔,有必要加强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并且在家长教育工作中着力关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殊途与同归：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比较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

内容提要：本文以30名农民工的务工经商生活史的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从生命历程视角观照了新老两代农民工自外出务工、城城(乡)流动到选择归宿的生命轨迹。在社会结构及机会结构下,农民工社会融入是依循着年龄层级在一系列生命事件中依社会角色变化而进行反思性自我定位的行动过程。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具有相似的生命轨迹,家庭角色的转变型塑了他们最终的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由于新老两代农民工禀赋差异和代际特征,新生代农民工虽具有更多城市性和现代性,其融入意愿也发生了代际转变,但因其面对的机会结构限制和自身能力不足,其社会融入仍具有代际传承性。     

家庭背景中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社会分层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主要以父亲特质或者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地位组合来代表家庭背景,母亲的影响却没有真正被重视过。母亲在子代教育和地位获得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基于地位获取模型,将家庭背景中母亲的影响因素单独提出来以检验母亲对子代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采用CGSS2010数据,通过建立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对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越高,其子代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相应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要高于父亲的影响,对子代收入获得的影响与父亲的持平;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代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要大于父亲的影响。     

谁更会给老年父母人经济支持？

[内容]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农村部分)》数据,对同一家庭不同子女的具体代际经济支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家庭养老仍然有着广泛的基础,子女代际经济支持比例和数量存在子女性别、子女排行、子女婚姻、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的居住方式、子女的迁移距离和子女的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女儿和儿子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老年父母个体因素、子女具体状况和代际关系都对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家庭特征与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采用国家卫计委在八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分为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主要预测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涉及基本家庭特征、成员随迁、代际互动、农村家庭资产、老家困难事件这几个维度。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特征对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特征除了婚姻以外,其他特征均对农民工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融入三个维度有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政府需要从家庭整体角度设计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提升他们城市的社会融入水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关系的元分析

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已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采用元分析的方法,筛选出发表2002-2022 的 8篇实证研究进效应统计效应验结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标及其各单项指标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均显著相关。学段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与小学阶段相比,学前阶段儿童父母的职业和家庭收人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的相关关系更强;汉语阅读能力测量类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汉语阅读能力测量类型不同,父母职业和家庭收人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的相关关系存在差异。上述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汉语阅读能力关系密切,同时还应考量儿童学段和汉语阅读能力测量类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教育、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基于CHIP数据的实证分析

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妇女政治地位的经济诱因及改善路径——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吉林省数据的分析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整体数据显示,我国女性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但女性政治地位低于男性的问题依旧存在。基于社会分工失衡而产生的家庭责任偏重、职业发展渠道不畅、教育投资不力等因素都影响着女性权利的实现。从根本上看,改善女性政治地位必须改变女性在社会分工中的弱势处境,现代社会应通过更新观念、拓展职业发展通道、开发女性人力资源、优化家庭分工模式等方式提升女性的经济能力,从而促进女性权利的全方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