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国家地权新探

国家地权是是主权国家对其国土资源依其国家意志所统一享有和行使的设定权、规划权、管制权、征收权和最终处分权等公权和权力。国家地权一直行使"授田"与调整、限制的基本功能。国家地权不是所有权意义的私权,而是终极所有制意义上的国家职权,体现了一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

农地产权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核心线索。由国家法律赋权、社会认同和农民行为能力三个维度所表达的产权强度及其差异,是导致不同乡村治理模式的内在根源。农耕文化、地权模糊及其关系交易,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遗产。从“产权弱化—关系型治理”向“产权强化—契约型治理”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乡村社会从产权模糊走向产权明晰、从关系型交易演变为契约型交易的历史逻辑。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内,农地确权所内含的产权明晰与稳定预期,正在推进中国乡土社会的转型,一方面逐步撕裂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秩序,另一方面以契约化、正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化方式,重构“国家有作为”“社会有认同”“人民有参与”的法制、德治与自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基于对赣西北宗族性村落的田野考察

经历了一系列土地制度变革后,当前的农村社会中依然有着较大范围和程度上关于土地是“祖业”的认知和表达,并影响着国家的法律实践.祖业观念下的土地产权——祖业权,具有人格化、象征性和社区化的特征,使得其性质上是具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却不具备独立产权的完整性,而明显区别于建立在西方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有产权.中国土地产权的观念型塑与村落的社会结构之间有着自洽的逻辑,它与家族的绵延性、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共通关系,“祖业权”是嵌入在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乡土社会之中.由此,在国家建构的地权建设中,尤其要注意地方社会也在建构着关于土地产权的“地方性共识”,进而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浅析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在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他认为农民贫困是农、地分离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防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地权分配与土地生产相结合,分散所有权,集合经营权,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费孝通地权思想来源于纯学术性质的农村调查,着眼于农业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普适价值"与更为广泛的意义。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地权纠纷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一般认为,在地权纠纷中,“户籍”是集体成员权身份和资格认定的唯一核心要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东北林权改革中,村级合并、户籍回迁和“外嫁女”土地权益三类案例的考察,发现地权的内涵与其说是集体成员权的展现,还不如说是村落成员权的表达。实践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了村民对社区财产边界、共同体成员和伦理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村落成员权。基于血缘和地缘,村落成员权具有排他性、独占性、人格化和继替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了社区内部共享的文化价值、社群网络、互助体系和互惠模式,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和保护性,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表现。     

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研究之一

一般研究强调,明清以来地权分配呈集中趋势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度,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柱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地权分配,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9年问。发生了2097次地权转移,其中田地买卖1158次,816农户出卖田地,537农户购进田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因其田地转移大都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田地局面,呈现凸洞有土地兼并势头而无大土地集中现象。故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自耕农为主构成的侗乡社会,即类似一些经济史家所谓“农民所有制”。     

论农民的地权意识与公共治理 ——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珠三角地区农民的地权意识发生了重要演变,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制"变为"共有制",作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因此演变为土地财产,变成了村社集体所有农户利益的集合.地权意识的强化使得土地利益分配固化,导致物业普遍过剩且改造困难,无法适应新一轮的产业升级需求,而且阻碍了公共项目的落地实施,进而影响地区公共利益,形成地区发展低水平的均衡.村民巨大的分红诉求不断被挤压用于公共治理的村社集体资源,甚至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强大集体行动能力,国家与村级公共治理能力双重弱化.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发生两次重大转变：晚清,经历了旗地转变为民地,官有转变为私有土地的过程;民国,经历了土地集中到分散的演变。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前提条件。两次重大的地权演变,地权的集散程度共同规定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的商品买卖贯穿着整个过程。     

清代台湾原住民不同社群的地权争夺

清代台湾在汉人移垦的推动下,汉"番"土地矛盾日渐突出,清政府基于治安考虑,划界隔离汉"番",并于乾隆年间派"熟番"于番界险要处设隘把守.随着土地资源竞争日趋白热化,"熟番"不同社群以守界名义争夺界外荒埔的地权,这个过程推动了清政府汉"番"隔离政策的变化,促进了国家行政力量在原住民社会的深化,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台湾实现的由经济而政治的历史逻辑.这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个很好的地方性注释.     

中国近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地权关系及其演化机制——基于要素-技术-制度框架的分析

传统中国的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化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控制,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进一步深化,土地交易市场化趋势加快;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从人口、技术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地权关系在近代中国转型的动力机制,会发现人口压力是近代农村地权关系演变的主要动力;而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差序协同:村庄地权纠纷处理的“三治”关系实践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和德治资源,形成"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格局。在黔东南C寨地权纠纷处理中的权威互嵌、规则调适和话语转译机制,反映了实践层面的"三治"是一种"差序协同"关系,具体表现为分类协同与分层协同。差序协同"三治"关系的概括,是对演绎路径下"同频共生"型"三治"协同理想模型的深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但乡村治理实践中,差序协同"三治"关系的运作,受到多元组织载体、内生于治理单元的社会资本等限制,反之,"三治"融合将表现出更加多样的实践样态。     

农户地权诉求视角下农地制度的创新

目前我国农户的地权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地权稳定、自主经营向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转化。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农户急切希望改变承包地过于细碎化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基本条件。考察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就是农户的地权诉求决定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当下一些地方的农地制度创新试验和经验中再次得到证明。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必须遵循这一逻辑,根据我国农户地权诉求的变化,实施农户自愿前提下的承包地连片重划,争取国家对承包地重划制度的支持,强化农民集体民主决策制度,地方政府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传统农村社会的地权分散过程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 ,地权之集中程度受两项机制所左右。一个是市场机制 ,即地价与粮价之相对变动 ,它决定积累田产的速度 ;一个是传统的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 ,它决定了田产分散的速度。这正负两种力度联合决定农村地权是集中还是分散 ,不论是集中还是分散。其过程都是自然过程 ,没有任何“制度”主导     

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及其变化

近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一般情况下不超过60%,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十分严重。地权分配总体趋向分散,地权变化存在地区和时段差异,土地占有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