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工作场所宽恕的涓滴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宽恕作为一种积极地应对冲突与冒犯的策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研究对员工宽恕的影响因素有过一些探讨,但少有研究从领导视角来考察其对员工宽恕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构建了领导宽恕通过影响员工宽恕,进而作用于员工的同事信任以及工作满意度的涓滴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以47名直属主管和276名员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相关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领导宽恕对员工宽恕有积极的影响;员工宽恕对同事信任与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员工宽恕在领导宽恕与同事信任以及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谦卑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投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谦卑领导行为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广受研究者和管理实务者关注的领导主题,其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深入探讨.基于自我概念衍生理论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375份员工数据,在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和问卷信效度的基础上,通过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程序,考察谦卑领导行为对下属工作投入的影响,并探讨下属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和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谦卑领导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下属的工作投入;下属的权力距离在谦卑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投入关系间发挥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对于高权力距离的下属,谦卑领导行为对其工作投入的积极影响更强;下属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通过下属组织自尊的中介实现,当下属权力距离较高时,谦卑领导行为通过下属组织自尊的中介对其工作投入产生的积极影响更加强烈.     

领导跨界行为对下属绩效的积极与消极效应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资源累积和资源损耗对立路径,通过收集72名研发人员连续10天的641条观测数据,探讨了领导跨界行为对下属工作绩效的积极与消极效应以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领导跨界行为会增加下属知识获取感知,促进其工作绩效;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下属职场焦虑,降低绩效表现。此外,下属的促进型调节聚焦负向调节领导跨界与知识获取的积极关系。即促进型调节聚焦越高,领导跨界行为对知识获取的正向影响越弱。     

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社会交换和内在动机理论,以219名企业员工为对象,考察了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下属感知的与领导的交换关系和工作意义对FAB也有负向影响,且在道德型领导与下属反馈规避行为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首次从社会交换和内在动机视角证实了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术界对下属反馈规避行为诱发因素及其机制的认识.     

发展型绩效考核如何影响知识共享: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北大核心CSSCI

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实施发展型绩效考核,而发展型绩效考核如何影响员工行为尚需要理论研究。从变革型领导与人际型心理资本视角,构建了发展型绩效考核影响知识共享的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发展型绩效考核能够显著促进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和人际型心理资本,变革型领导对发展型绩效考核与知识共享和人际型心理资本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同时,人际型心理资本有效传递了变革型领导在发展型绩效考核影响知识共享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干预员工知识共享和心理资本、提高管理效果具有借鉴意义。     

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匹配对适应性绩效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企业员工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冲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员工互帮互助对于企业发展愈发重要。学界普遍认为接受和给予帮助给员工带来心理状态的变化,然而帮助行为对施助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尚存在争议,已有研究忽略了帮助行为天然的社会交换属性,未能将受助者对施助者的回应和支持纳入研究中。从接受与给予匹配视角出发,基于工作投入模型,构建链式中介模型,对接受与给予帮助一致性对施助者适应性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探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领导与员工配对调查方式,分两个时间点采集来自天津和北京的68份领导数据和202份员工数据,基于Spss 24.0和Mplus 7.4统计软件,采用二次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验证相关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1)当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强度一致时,与低接受-低给予帮助行为情景相比,在高接受-高给予帮助行为情景下,施助者适应性绩效更高。(2)当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强度不一致时,在低接受-高给予帮助行为和高接受-低给予帮助行为情景下,施助者适应性绩效无显著差异。(3)工作意义、工作不安全感和情绪耗竭分别与工作投入链式中介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一致性对施助者适应性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一致和不一致影响施助者适应性绩效的内部机制,为已有关于帮助行为影响研究的分歧提供了解释,整合了既有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可能带来的影响,发现了心理状态和工作投入在接受与给予帮助行为一致性与施助者适应性绩效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提示管理者在积极促进和培育给予帮助行为时,也要及时回应并支持积极助人的员工,同时营造工作意义,努力提升员工的心理安全感,从而帮助施助者持续保持高适应性绩效。     

心理授权与工作嵌入视角下的变革型领导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华北三家制造企业的418位下属及其直接主管的问卷调查,检验了员工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与其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工作嵌入在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变革型领导对心理授权和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下属的心理授权完全中介了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工作嵌入调节了心理授权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工作嵌入程度低时,下属的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较强;工作嵌入程度高时,下属的心理授权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较弱。此外,指出了研究结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就业结构演变及其动因分解——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2002-2012年中国就业总量与结构的演变历程,并基于投入占用产出技术构建结构分解模型(SDA)定量测度了各产业就业变化的动因。研究结果显示,10年间中国的就业总规模增长了4.7%。就业结构不断改善,由第一产业不断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消费、投资、出口、进口、就业系数和技术的变化这六项因素的变化使就业人数分别增长了74.3%、60.6%、27.6%、-25.2%、-143.7%和10.4%。消费增长带动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例上升,投资增长带动了资源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比例上升,进出口贸易是劳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比例提升的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导致就业减少,尤其是就业系数的降低使农业就业人数下降最为明显,但与中间使用网络有关的技术变迁却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比例提升的主要因素。     

中国对美国贸易反制措施的效果评价--基于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双边贸易为两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好处。然而,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升温迹象,使得中美贸易形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美国无论是全面提高对华进口商品关税,还是更加频繁地挑起贸易摩擦,都将对中国经济和就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可能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中国应及早做好应对准备。本文给出了中国可对美国采取的四种贸易反制措施,包括整体减少对美进口的全面反制措施,以及三种非对称性反制措施——减少美国波音飞机订单、减少美国大豆进口和限制赴美旅游人数,并基于美国2015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表测算了四种反制措施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最终,结合反制措施效果和可行性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美国贸易反制应着力于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而不适合开展全面反击。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导向的环境变革型领导对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导向,依据计划行为理论,探究环境变革型领导对环境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根据收集的319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环境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环境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环境利他关注在环境变革型领导与环境组织公民行为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环境变革型领导与环境利他关注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表现为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感知组织因素与工作意义对年长员工线下代际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感知组织因素、工作意义对年长员工线下代际知识转移的影响。对138位年长医生数据进行SmartPL分析,研究表明:年长员工感知的代际支持氛围、高管支持对其线下代际知识贡献和获取行为有正向影响;但组织制度支持对其线下代际知识贡献有负向影响,对其线下代际知识获取没有显著影响。工作意义与年长员工线下代际知识贡献负相关,与其线下代际知识获取正相关但不显著。3类感知组织因素中,只有感知代际支持氛围能显著削弱工作意义与年长员工线下代际知识贡献的负向关系,并加强工作意义与其线下代际知识获取的正向关系。     

发展型工作挑战会激发创新绩效吗?——基于系统特质激活理论的跨层次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展型工作挑战能够提升领导者的创新绩效,但其对个体和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系统特质激活理论,通过231套领导-员工配对样本,结果表明:(1)个体、团队发展型工作挑战均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2)团队、领导跨界行为均在团队发展型工作挑战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3)个体跨界行为在个体层面发展型工作挑战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4)团队绩效动机氛围负向调节个体层面发展型工作挑战与跨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削弱个体层面跨界行为的中介作用。模糊集定性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发展型工作挑战与个体、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而且揭示了跨界行为的不同层次中介机制以及团队动机氛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