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视野下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问题、挑战与对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了当今全球秩序的结构性变迁和国际关系之间变量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之下的东盟与东盟国家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断裂,并非是一个具有强烈整体意识的共同体。随着美、日、印等国家对东盟的介入,东盟在经贸、文化及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构成了多元的问题域。在东盟2019年6月推出“东盟印太展望”之后,为了友好构建中国—东盟关系、摆脱外部国际格局的冲击与掣肘,中国应该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对接,同时对底层政治空间释放影响,塑造中国在东盟国家良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形象。     

20世纪后半期东盟国家与苏联的关系

在20世纪后半期的亚太国际关系史上,东盟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是二战后全球冷战的一个侧面,是大国关系和地区利益交汇的体现。这段历史可分为三阶段:印支战争结束前的有限交往;印支战争结束后的加强扩张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关系改善;苏联解体后的正常交往。东盟国家在与苏联的双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东南亚地区安全与中美关系

本文主要分析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安全利益 ,双方在该地区安全关系的特点和影响 ,两国在东南亚地区进行安全合作的前景 ,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应该通过深化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扩大与美国在东南亚问题上的交流与沟通、增强自身实力和影响来促进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 ,开展多边安全合作 ,以形成一种相对和谐和稳定的安全关系     

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多边主义合作:冷战后东盟安全战略新取向

本文考察了东盟国家面对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对外战略 ,认为该战略的特点是要以东盟组织为核心 ,在东南亚地区建构一个多边、多层次的合作安全体系     

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演变

进入 90年代 ,中国与东盟国家和东盟组织间已分别建立了外交当局双边定期磋商制度和高级官员磋商制度。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到全面友好合作的新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 :(1)从 6 0年代到 70年代前半期 ,中国与东盟组织没有建立直接联系 ,与东盟国家基本处于冷战状态。 (2 ) 70年代中期到 80年代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有较大发展。 (3) 90年代 ,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友好合作的最好时期     

盛会筹备战犹酣——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中国-东盟“三会”广西总指挥李金早

10月31日-11月3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简称“三会”)以及2006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将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举行。其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是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通过“10 1”(中国和东盟10国)的形式聚会中国,是今年我国三大多边外交活动之一。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会议。在中国-东盟“三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记者专访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三会”广西指挥中心总指挥李金早。     

冷战时期澳大利亚对美追随政策之分析——以越南战争为例

厘清澳大利亚对美国追随政策的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澳美关系，也有利于我们理解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和美国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越战是由于1950-1960年代期间与印尼关系恶化。澳希望在未来可能的冲突中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追随方式上看，为了把美国锁定在东南亚地区、保证其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澳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战争中去。从追随的收益与代价看，澳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战争中，对外政策逐步僵化，丧失灵活性。美军在越南战争的失败也使澳大利亚进一步反思和调整本国的对美政策。     

中国与东盟国家比较优势及贸易结构分析

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出口产品比较优势以及贸易竞争力等方面入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在CAFTA建立过程中的贸易关系以及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就中国总体产业结构高于新东盟国家，但低于老东盟5国等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和措施。     

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和东盟国家的刻意互动使得双方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全面提升.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也事实上存在着台湾问题并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台湾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也与东盟国家对华战略有关.双方关系的提升对中国与东盟关系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对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构成威胁,也增加了我国的外交成本.我国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在中国东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解决,待条件成熟后,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矛盾和分歧的一揽子解决.     

东亚三国(韩·中·日)无政府主义的比较

过去对日本、中国、韩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民族或国家的范围内,事实上对此运动仅限于一国范围内是非常难以理解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主义性格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东亚这个更广泛的角度上,通过比较研究三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来更切实地理解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首先在比较东亚三国无政府主义收容-发展-衰退过程的特征的同时,将对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等进行说明。韩·中·日三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走上无政府之路的过程中虽有各自的特征,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在精神上和西方是一致的。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更加鲜明地理解韩·中·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共同点和差异点的同时,并理解近代无政府主义的现实意义。     

强化华南地区在拓展与东南亚经济合作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东南亚是近年来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在亚太甚至整个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从东南亚在世界经济新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东南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华南地区在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开始,逐步深入,最后具体分析了华南地区在加强与东南亚经济合作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菅直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菅直人内阁秉承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立足于太平洋沿岸国家和亚洲国家展开日本外交。其中,亚洲外交与政策成为菅直人内阁外交中最重要的课题。对美关系基本上属于依赖与维持型的关系;而同亚洲的关系则属于增长型的关系,有越来越多的新内容且更加充满活力。菅直人内阁重视对亚洲、中国的经济关系,认为越来越起到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在中日撞船事件中的错误对策却导致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菅直人内阁也重视韩国、东盟和印度等。借日韩合并100周年之际,以真诚的反省和道歉来拉近日韩两国的关系。     

结构冲突:安全博弈中的一体化困境——以东北亚地区为例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示范效应为国际关系理论摆脱传统现实主义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是,新功能主义理论提出这一模式却无法在东北亚地区有效展开.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能够更好地解释欧盟一体化模式在东北亚地区遇到的理论与现实困境,即霸权国与崛起国的结构性矛盾是东北亚一体化的根本障碍.大国间对于相对收益甚于对绝对收益的关注、对政治安全甚于对经济福利的关注的叠加,使得该地区始终无法摆脱现实主义政治中安全困境的魔咒.东北亚现有的结构性矛盾显示,中国是东北亚崛起中的大国,美国防范中国在东北亚的影响,东北亚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并致力于发展一种适合东北亚的合作模式,推动东北亚一体化的实现.     

美国与东亚峰会

2011年美国成为东亚峰会的正式成员。对于东亚峰会,美国政府的态度经历了巨大转变。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东亚峰会持漠视和观望态度。然而,为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开拓亚太市场、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密切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政府积极寻求加入东亚峰会。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后,不但会影响东亚峰会本身的演进,而且将对中美关系以及亚太国际关系的走势产生深刻影响。     

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平衡"政策,将东南亚地区作为政策实施的支点,对该地区的关注在美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美国-东南亚关系由此获得大幅提升。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聚焦大国竞争,忽视东南亚地区;对外战略中坚持"美国优先",在对东南亚外交中多以自身关切议题为导向;多边主义在美国东南亚政策中被弱化,偏爱双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以修复与泰国、菲律宾的盟友关系及打造支点国家为重点;在军事领域,美国以更大热情介入东南亚地区。区别于奥巴马时期低调处理民主、人权议题,特朗普政府内部官员在总统本人不热衷这一议题的情况下,依旧没有放松对东南亚国家民主、人权状况的审查。政策上的诸多调整导致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可信度下降,经济和外交中弱化的多边主义限制美国-东南亚互动空间,而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反而使东南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即便"印太战略"突出东南亚国家和东盟的重要性,但未来美国东南亚政策是否能真正体现这种重要性值得关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东南亚关系很难再重现奥巴马时期的"热闹"景象,这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战略空间。     

冷战后东北亚安全局势演变及应对策略

东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大国利益纵横交织,形势纷繁复杂,热点问题频发的一个区域.冷战结束以后,东北亚地区战略位置凸显,合作机制缺乏.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国家核心利益与东北亚地区局势密切相关.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由于受历史原因、战争遗留问题和领土争端、大国关系交织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安全局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目前,解决朝核危机是当前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构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解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努力方向,而中国应在东北亚区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重塑区域国际关系,进而促进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朝着更加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     

太平洋科学会议及其对民国时期科学发展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太平洋科学会议兴起,旨在联合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开展资源调查和保护等,增进太平洋沿岸人民的友谊。欧美国家及亚洲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均成为永久组织太平洋科学协会的会员,并实行轮流举办制。中华民国自第三次东京会议开始正式参加该会,并争取到会员国地位。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该会的资源调查和研究,在林学、气象学等科学研究上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通过参加该会,推进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进程,并对当时中国地质学、植物学、海洋学等地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国际科学界的新思潮如天然纪念物保护也传入中国。     

中国因素对印度外交关系的影响

印度作为一个与中国一样正在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又是与中国为邻的南亚强国,在其＂有声有色＂的大国外交及周边外交中,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对中国因素的关注和有效运用。中国因素对印度外交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断升温的印美关系、印俄关系和印度以＂东向＂政策为主导的亚太外交等方面。印度对外关系中利用中国因素并影响其外交决策是由地缘政治、历史、现实、中巴友好以及印度自身等多种因素促成的。虽然印度外交中有利用中国因素制衡中国的一面,但在今后发展中印关系时应理性对待印度对外关系中存在的中国因素,尽量减少印度利用中国因素对中国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使中印关系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南海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框架初探

目前,尚不存在专门适用于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解决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并非解决南海争端的最佳选择,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未规定处理和解决南海争端的具体实施机制。面对南海争端的新近特点,当事方有必要在未来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中,从基本文件、组织机构、管辖范围、工作和决策程序、适用的法律、效力与执行等方面,作出法律框架上的安排,建立一种南海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该机制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