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与"应当"的不可通约

以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提出的“是”与“应当”之间的不可通约问题作为出发点,通过对当代西方一些著名伦理学家的相关论述,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论证了“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的正当性     

区分“自然主义谬误”问题与“是-应当”问题——兼述一种新的消解“是-应当”问题的方法

在摩尔看来,“善”是不可分析和不可定义的,任何想给它下定义的做法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与“是-应当”问题并不相同,后者是休谟提出的经典难题,即人们无法从事实陈述中逻辑地推演出一个价值判断。郑慧子先生在论证环境伦理的合理性时引入了“种间伦理”的概念,其逻辑起点随之由自然转换为人,从而消解了“是-应当”问题的存在。     

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统一——对工程伦理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的反思

自然主义方法预设工程实践之“是”与“应当”的同一,这一理论思想对西方各工程社团职业伦理章程的制定、实施、评估、修订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主义方法忽视“我”“你”“它”之间关系的生成性与复杂性,继而忽略“我”与自身、“我—你”“我—它”之间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关联,从而导致自然主义方法在真实的工程实践情境中造成“是”与“应当”的断裂。场景叙事研究方法直面工程生活实践本身,一方面从哲学上预演了“做得好”和“活得好”在工程—人—自然—社会存在中结合的可能;另一方面,又通过“我”与“脸”的相遇表达出“我”伦理性存在的意义,同时又以时间为向度确证“好的生活”是“我”同“你”“它”一起的生活。通过构造“我”朝向工程生活的现实践履“应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进而认识、理解、接纳“我”“你”“它”在工程—人—自然—社会中多元复杂的价值关联,场景叙事研究方法打通了传统工程伦理研究中“方法的断裂”。     

“应当”词义考

"应当"作为一种法律规范语词形式,在中国大陆立法中广泛使用且相当混乱,公法与私法法律规范不分,权利性法律规范与义务性法律规范不分,导致理解与适用上的歧义。"应当"在民事法律规范中是提倡性规范、非义务性规范,建议用"应该"取而代之,而现行语境下具有命令性规范意义的"应当"一词用"必须"取而代之。     

应该的逻辑:“应该”与“是”的关系

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道德规范虽然都是人制定的 ,但是 ,优良的道德规范决非可以随意制定 ,而只能通过社会制定道德的目的 ,从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本性中推导、制定出来。道德规范的优劣一方面取决于人类对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之真假 ,另一方面取决于对道德目的的认识之真假。这就是道德“应该”确证之逻辑 ,也是优良道德制定之方法     

从中西“是论”之别到“语言学之后”

西方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与中国形而上学的“伦理学之后”在现代都遭到了解构。从双方各自不同的两种“是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方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在于过分执着于“是”的逻辑系词功能,并以此偷换到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中国形而上学解构的原因则在于通过隐喻中“是”与“不是”的同一性而暗示了语言底下的非逻辑的诗性承诺。前者由于对语言的逻辑功能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而成为单纯形式主义的工具,后者则用语言的非逻辑功能的反语言学倾向而使形而上学本身走向沉默。这两者都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失去了在全面丰富的语言基础上建立“语言学之后”的可能。在吸收中西两种形而上学各自的长处而避免其弊病的前提下,则可以构想一个以语言的诗性本质为基础,既容纳了西方形而上学“外在超越”的真理论,同时又具有中国形而上学“内在超越”的境界论的新型形而上学的蓝图,即“语言学之后”的终极超越蓝图。     

工程伦理“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

当代工程伦理规范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于人们仅注重于寻求具体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对工程伦理规范“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的分析和研究。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应当”的话语系统表达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及至实现“好的生活”的努力,以规范、准则的存在样态规约工程行为者的诸多责任。通过对工程实践反思性把握的总结、抽象和提炼,“应当”体现人在长期的工程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积极的工程与人、自然、社会交往方式、存在样式,同时又构成对工程行为者的规范性视角,将“我”所应担负的责任或义务形式化。     

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制度性事实视域中伦理规范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伦理规范与信念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原始事实与信念的关系,这根源于伦理规范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特征。塞尔的制度性事实理论和图梅勒的集体接受理论说明,伦理规范与集体信念之间具有本质联系,集体信念是伦理规范的构成性条件,伦理规范的“事实性”及其“规范性”特征是以集体信念为基础,因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这一论题对伦理规范的基础以及现代性条件下伦理规范时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论“道德应当”与“道德必须”

本文主张将道德区分为"道德应当"和"道德必须"两个层次.首先,从基本特征上说,道德应当是劝导性规范,而道德必须是约束性规范;其次,从价值意蕴上说,道德应当是自由的选择,而道德必须是平等的要求;再次,从直接根源上说,道德应当源于个人人格,而道德必须源于社会契约;第四,从核心内容上说,道德应当集中表现为奉献,而道德必须集中表现为正义;最后,从社会功能上说,道德应当是"内圣"的道德支持,道德必须是"外王"的道德基础.     

正确认识道德的“应当”

把道德的“应当”从认识中提炼出来 ,表明人类对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自觉。对“应当”的认识 ,就是对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解决矛盾的必要性的反映。道德的“应当”是真与善的统一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它的客观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其对人的应然性要求。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应当”的思考和选择。人们作出道德“应当”的选择 ,不仅要靠个人的觉悟和智慧 ,而且也要靠社会或集体的正确、细致、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     

论我国新公司法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源于英国1964年东潘多铅矿公司诉麦瑞威泽案的判例。派生诉讼制度在现代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我国台湾公司法中均已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10月第3次修订中第一次确立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新公司法确立对健全公司治理机制、保障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我国新公司法有关股东派生诉讼规定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企业市场营销模式演化与创新探讨

营销模式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当一个产品即将转化成商品的时候,这种模式成功与否,与很多因素有关系.文章分析了营销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营销模式变革的历程,指出要适应未来的环境,需要对资源进行整合,寻求多种适合的模式来展开整个营销过程.     

政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行为定位与制度创新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历程中,应合理定位政府行为,政府既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又给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充分的自主权.从多视角提出了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架构和依赖路径.     

论会话含义的推导

在本文中,作者力图从建立在语句之间的常规关系、建立在会话中的信息量以及建立在会话方式的选择上去寻找会话含义的关联亮点,并由此准确地推导出会话含义。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本文就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民主政治建设,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从政治文明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建设政治文明的构想等方面的论证,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     

乔叶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母性意识初探

在《最慢的是活着》的作品中,乔叶通过对琐碎的现实生活的质朴还原,向读者展现了“我”的祖母王兰英平凡而真实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作品对“母性”进行了有意识的言说,内蕴于作品深处的母亲原型得以在时光背后被挖掘出来,而以此为基点所延展出的对“活着”这件事的冷静观察与深刻思考则成为作品的最终指向。     

试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问题

国外成熟证券市场的实践表明,机构投资者在现代公司治理中已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外成熟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实践的剖析,揭示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内在机制。并结合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和参与公司治理现状,阐释了机构投资者参与我国公司治理的现实意义,同时就我国机构投资者如何参与公司治理提出相应建议。     

建立民主化科学化的公共财政投资审批制度

基于建立民主化、科学化的公共财政投资审批体制和机制的主题,分析传统的财政审批决策体制的效应与缺陷及危害,阐明创新公共财政投资审批决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提出推进民主化科学化财政投资审批体制和机制的措施。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