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北伐时期"迎汪"事件探究

国共合作的北伐时期,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错综复杂.国民革命阵营的一些人士不满蒋介石当权后的作为,要求在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重新主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制定了"迎汪"的方针,以期改变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运动的局面.历经一年的迎汪事件,对于团结革命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右派阴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方针和策略的错误,汪精卫复职并没有达到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最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蒋汪合流反共.     

全国媒体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全国主流媒体密集报道,提出解决办法.《中央日报》代表了官方立场,指二二八事件为暴乱.中间立场的媒体评论持平,长官公署与台胞都有责任,应和平解决,需尽快恢复常态,妥为善后,改革台湾省政.国民党内CC系必欲去陈仪而后快,陈仪是首恶必办,负全部责任.左翼要发动民众反蒋,将所有责任推给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这些媒体的反应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台军事镇压,却激起全国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切.在全国舆论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台湾实行省政改革,缓和省籍矛盾.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与"二二八"事件

筹划复台大计时,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与台调会发生磨擦.在战后台湾接收与重建的过程中,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扎根下层社会,主张改革台湾省政,反对贪官污吏中华民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同样如此,不能混为一谈.蒋介石既是国民党总裁,又是国民政府主席,其时还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是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调兵镇压"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官民冲突.从事件前的群众组织,到事件中的推波助澜,及事件后的妥善处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终将政敌陈仪赶走.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桂系导演1949年“和谈”1948年5月,蒋介石和李宗仁同时分別就任国民党所谓“行宪”的第一届总统和副总统。蒋介石即借重新组织“行政院”之机,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部长职,以何应钦接替。此举,明眼人都看出是蒋介石对桂系争得副总统后的一种报复。因为在副总统竞选中,蒋自始至终支持孙科反对李宗仁。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远东的北约":国民党与区域军事合作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蒋氏梦想创建一个地区性"反共军事联盟"--一个远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来增强台湾、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合作.这既体现出蒋介石对缺乏美国支持的失望,也是对来自共产主义政权或运动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为此,蒋介石先后会晤了菲律宾总统埃尔皮迪奥·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但美国政府并不仅仅是坐等尘埃落定,而是积极致力于暗中破坏蒋介石的努力,多边军事联盟胎死腹中.学界既存有关冷战时期蒋介石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研究重心几乎完全集中于蒋氏与美国利益的绑结,而实际上,蒋介石与美国也存在深度互不信任和矛盾冲突.美国破坏蒋介石倡建地区军事合作的努力即是具体实例,对此的考察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时远东地区开展多边合作障碍重重的认知.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从南京到台北——1949年“国府”迁台经过

1948年底,内战中不断失利,国民党高层都在酝酿撤出南京。此后,从南京到广州、重庆、成都,尽管大多数国民党高层人士主张在大陆坚持,但是,1949年底,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枢迁台,其中原因,主要有蒋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较好,他的关键幕僚亦坚决赞成,以及金门战役的影响等等。     

论胡适与蒋介石政治关系的转变--以《独立评论》刊行时段为界

在<独立评论>刊行时段(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适值寇深祸亟,国内民族主义大兴,胡适与蒋介石的政治关系渐趋融合.1938年,胡适曾公开声称"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明白表示不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在中国面临着严峻国难的形势下,胡适更注重从民族主义视角去评价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更加关注和理解国民党政权的"带民主色彩的制度"以及蒋介石统治的"进步",并最终加入这个政权体制,做一个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而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政治认知和行动取向的转变,也促使胡适放弃"独立"于政府势力之外的政治立场,转而与蒋介石合作.     

试论李宗仁与蒋介石

李宗仁和蒋介石是中华民国史上著名人物.李宗仁是国民党新桂系集团首领,一级陆军上将.戎马生涯40多年,由护国军一个排长到国民政府代总统.1949年12月由香港飞往美国定居,过了16年的流亡生活.1965年7月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怀抱.蒋介石是国民党领袖,特级陆军上将.曾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台湾民国政府总统,统治旧中国22年.弄清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仅对于正确评价这两个著名人物,而且对于民国史的研究,对于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都具有重大意义.一、李宗仁的起家与蒋介石的发迹李宗仁是广西临桂县西乡(木田木)头村人.1891年3月13日生于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半耕半读.1908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0年在陆军小学堂秘密加入同盟会.1913年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由陆小改名),后在南宁将校讲习所当过准尉见习官、少尉队附、中尉,在桂林省立模范小学当过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1916年在护国军李烈钧部当排长,次年在旧桂系林虎部当连长,后升任营长、统领.1921年孙中山进兵广西讨伐旧桂系陆荣廷时,李宗仁曾带领部队参加进攻广东高州、化县,同粤军作战.旧桂系被粤军打败后,李宗仁脱离林虎部,率领两个营以及其他几个连的溃兵共1000多人,到粤桂边境六万大山     

试论台湾政治转型的原因

台湾政治转型主要是由台湾岛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台湾岛内因素来看,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台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国民党政权的"法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被迫进行民主改革.从台湾岛外因素来看,大陆"一国两制"政策对台湾政治转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台湾的专制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而来自美国的压力也迫使国民党进行"政治革新".在这些岛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台湾出现了多党并存的格局.     

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

1961年台湾与大陆关于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发生重大转折,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在如何应对"外蒙入会案"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他先是要求美国协力阻止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态度强硬,后来迫于美国压力与国际现实,又不得不作出让步而改变政策,默认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介石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美国交涉的过程及心理变化。在处理"外蒙入会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在政务处理中的策略与技巧、蒋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以及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等惯常的行事风格亦表露无疑。     

新闻传媒下的蒋介石祝寿文化探析

蒋介石的个人威信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各种赞誉和崇拜之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背景下,恰逢蒋介石六十寿辰,围绕为蒋介石祝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祝寿运动".笔者以为这在民国史上是一段不容忽视的政治文化现象,对研究抗战后的蒋介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何正确评价“两广事变”

1936年6月1日,由国民党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操纵的广州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府委员会开会决定,通电吁请国民党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奋起对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战.同一天,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要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两广随即动员军队,向湖南进发.一时间,全国都为两广之举所震动.这就是“两广事变”,又称两广的“六一运动”.一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目前不少人都发表了评论,基本上认为是一次爱国进步的反蒋抗日运动.对于这种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现就所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为争夺两广统治权的斗争激化,是导致事变爆发的根本原因.两广及蒋介石集团,它们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曾经围绕两广及全国的统治权,前后斗争了八年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表面平息下来.1928年,当北伐军基本扫清北洋军阀之后,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爆发出来,基本原因是两广的强大已危及到了蒋的统治权.这只要看当时全国的军事部署就可明白;李宗仁控制着两湖,白崇禧部驻守天津——北平——山海关一带,属新桂系的张定藩控制着上海的军政大权,与新桂系有密切关系的李济深则控制着广东.与蒋有矛盾的冯玉祥扼有陕、甘、豫、鲁;阎锡山占据晋、冀、绥、察;     

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

约瑟夫·华伦·史迪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1944年10月19日,出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目标由争取战胜日本转向抗战胜利后扶蒋反共的需要,又迫于蒋介石、何应钦与史迪威之间矛盾已不可调和,史迪威被召回。这就是台湾及国外一些史学家所讲的“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是抗日战争后期中美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目标发生转变,也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又一次暴露。但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认为蒋史矛盾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之争,却忽略了何应钦在引发“史迪威事件”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何应钦与“史迪威事件”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事件本身及何应钦在其间的作用有所揭示。     

二战期间蒋介石对待中苏谈判的态度——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期间的中苏谈判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其中蒋介石的态度左右着中苏谈判的进程。在谈判开始前,蒋对美苏"疑惧交加";在谈判的第一阶段,"忍痛牺牲";在第二阶段,自认"收放刚柔"。因为条约描绘了一幅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中国的蓝图,蒋介石对条约总体上是满意的。蒋虽然也担心美国出卖中国利益、苏联霸占中国利益,但在苏联出兵东北迫在眉睫之势下,他更担心苏联在没有条约约束的情况下同中共合作。因此从战后对中共斗争的角度,为维护国民党一党私利,蒋听从了美国的劝告,"忍痛牺牲",同苏联达成妥协,结果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美国对台政策的五次转变

美国自40年代末以来的对台政策几经嬗变,形成当今的格局.其政策主线是谋求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期间,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认为中共将乘胜大举攻台,故一度作出了放弃台湾的决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其远东战略及台湾地位作了重新估量,决定暂使台湾"中立",并将台湾海峡付诸冻结.艾森豪威尔执政后,为促成朝鲜战争停战的早日实现,一时采取了"放蒋出笼"的权宜之策.其后,台湾海峡曾出现了三次危机,在此期间,美国分离台湾的政策逐渐定型,即一方面要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另一方面又不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美国为避免与中共发生直接冲突,并为一劳永逸地分离大陆和台湾,先是不愿协防外岛,继则逼蒋弃守外岛,美台分歧终以妥协告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对华实行"双重军事战略".其继位者则沿着"双轨制"的轨道完成了从"介入"到有条件的"不介入"政策的转变.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是他整个官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西北实业公司的形成、发展,探讨它的基本特点和历史作用,对于研究阎锡山的官僚资本,是很有帮助的.西北实业公司的由来阎锡山所以要开办西北实业公司,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早在北伐战争时,阎锡山同蒋介石就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九三○年终于导致了阎冯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这次大战以阎锡山败逃大连而告终.但他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在他下野以后,仍然遥控山西,积极参与镇压"一二·一八"山西     

美国对华政策与李宗仁的代总统

1949年初,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三大战役使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损失殆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值此“危急”时刻,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对于这一历史事件,在我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从1948年下半年起,美国政府认识到蒋介石的垮台已不可避免,因而不得不改变手段,妄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李宗仁的上台正是“换马”政策的结果。这无疑向人民表明,蒋介石的下野和李宗仁的上台与美国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甚或象许多著作所言,是美国的一手“策划”和“导演”。然而,考察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发现“换马”之说是难以成立的。本文就此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