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容隐制度的演变及其启示——刑事司法视角的思考

容隐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渊源,并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持续至清末民初, 但在现代,其长期被视为封建糟粕而遭否定。通过对中外容隐制度的比较研究,认为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建立适合国情的现代容隐制度是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     

论我国刑事法律应怎样重建“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但建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被彻底废除。目前,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本文论述了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对重建亲属容隐制度进行了设计,以期对亲属容隐制度的重建提供建议和意见。     

论我国刑事法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建国以前,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建国后,由于我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出于大局观念的考虑,亲属容隐制度被彻底废除。但重视亲情和人伦的观念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现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从其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保障了亲权,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述了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容隐的道德内涵及制度重建

在儒家的道德框架内,容隐具有道德正当性,正当性体现在其对道德冲突的处理、人性的认识、道德顺序的认识等方面,它反映了人性的内涵,因而也具有普遍性。同时,亲亲相隐和腐败无必然联系,以废除容隐来制止腐败并不可行,当前很多国家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法律因缺乏容隐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综合考虑对亲属亲疏程度的区分、对行为方式的区分、容隐的例外制度等因素,以重建容隐制度。     

两种刑事容隐制度的辨与思——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考察

刑事容隐制度在程序法中体现为亲属免证权,在实体法中体现为亲属相隐减免处罚制度。两种容隐制度在行为方式、法律属性和制度目标上均有明显差异。通常,大陆法系既承认亲属免证权,又承认实体性容隐制度,而英美法系则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亲属免证权。认识到二者的重大差异,是构建理性、平衡的刑事容隐法律体系的基本前提。     

“亲亲相为隐”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

我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亲不为证",又称"亲亲相为隐"。这一制度虽在建国初期被废止了,但是这种容隐制度仍存在其合理价值。本文探讨和分析了容隐制的合理因素,对亲亲相为隐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价值分析,对我国现行的亲人为证制度进行了理性反思,并提出了改进思路。     

论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代表性制度,也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曾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虽被新中国法律所摒弃,但其对人性伦理关怀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律精神相违背。今天需要我们对这一制度重新认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分析其重构的法理依据并予以合理构建。     

亲属容隐:比较和启示

亲属容隐,即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亲属,依法不仅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并可行使互相保护的权利.亲属容隐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有其深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也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原则之一.其中的比较对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宝贵的启示.     

容隐现象的发生与容隐制的建构

中西方法律中都有关于容隐制的具体规定。容隐制乃是“缘人情而制”，日常生活中的容隐现象具有普遍性。容隐制的确立，既是对人类感情的尊重，又是对生活实情的顺应。而大义灭亲的行为由于违背“人情”，并不具有可行性。     

从内隐态度研究到双重态度模型

内隐记忆的研究逻辑已通过各种方式整合到社会心理学理论中,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社会行为以内隐或无意识方式操作的观点.最近由于内隐态度研究的贡献,研究者在更广阔的经验背景上建构了双重态度模型.双重态度模型可以整合已有的研究发现,促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拓展实际研究的领域.应该同时采用内隐和外显两种测量,以提高态度研究的构思效度和预测效度.     

内隐学习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在本世纪初,内隐学习研究成为认知心理学的又一个研究热点,多学科交叉的前景日趋显著。内隐学习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学习本质心理过程与机制的了解,而且对二语习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内隐学习的内涵以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内隐学习的心理机制和特点对第二语言学习的影响,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支持。同时,内隐学习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提供了经验。     

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

立足村庄社会基础，从土地的社会生命、价值属性和制度实践出发，阐释土地秩序的弹性，揭示土地秩序的政治底蕴。土地秩序定义了土地价值实现的路径和空间，凝结并沉淀了厚重的村庄生活政治内容。集体土地制度实践通过嵌入土地秩序的社会历史脉络，彰显了土地秩序的连带性、公共性和动态性，促进了村庄秩序整合与土地价值实现。以土地秩序作为政治分析的起点，在真实具体的乡村社会和制度结构中还原土地的政治社会学意涵，有利于进一步拓展乡村政治的研究视域。     

从医疗事故侵权走向社会保障性救济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医疗事故发生频度不断增加,如果仅以一般侵权行为视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则救济速度和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实际而言,对医疗事故的救济方式本来就有多种途径,在综合协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救济性体系是可能的,且为必要的。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培育社会资本：全媒体时代电视媒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媒体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注重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存量有助于提升电视媒体社会公信力和资源获取能力,并规范市场行为。面对各类新媒体的挑战,我国电视媒体的社会资本存量普遍不高,当下必须积极通过制度完善、管理创新、宣传推广和依靠社会组织等途径,不断促进电视媒体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梯度推进与优化升级：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两者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脱贫攻坚改善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条件,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提升了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地区创造了益贫式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创新,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打下坚实了基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既巩固了产业扶贫的成果,又化解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的非均衡矛盾,有利于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从而巩固提升了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为进一步稳定脱贫攻坚的成果提供了新的保障。做好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既要抓好梯度跟进、又要抓好优化升级,进而提出继续推广脱贫攻坚形成的经验、推进产业扶贫的优化升级、提供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服务、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     

行政复议秩序价值实现的衡量标准及制约因素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要追求并保持一定社会的有序状态。行政复议也不例外。行政复议秩序价值的实现可以从社会关系控制效果、对违法行为的制裁效果、社会纠纷的处理效果等方面来衡量。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秩序价值实现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架构存在缺失,具体构建存在不足。     

集群创新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集群是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塑造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创新是产业集群的重要特征，因为地理上的接近使集群内部的企业能够更方便地交流，难以编码化和以经验技能形式存在的隐含知识能被更方便地学习。因此，产业集群的创新模式成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