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简析——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在面对饥饿、自然灾害、战争等全球性议题上,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考察冷战后日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起因与进程,可认为巩固日美同盟、维护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是日本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的体系性因素,而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谈判、换回日本妇女回乡探亲、实现被绑架日本人回国等国家利益则是推进日本对朝援助的进程性因素。人道主义援助是日本维护和增加在东北亚地区政治权力、实现对朝接近、保障国民利益的外交工具。     

理想主义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

理想主义强调对外援助的人道主义关怀,反对把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援助的优先考虑因素甚至唯一决定因素.理想主义为美国的外援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美国政府与个人进行对外援助宣传的思想武器.实际上,美国的经济援助并非如其所说是为改善他国人民的福利,而是另有目的,尤其是美国将对外经济援助与人权挂钩的做法,削弱了经济援助原本应有的人道和慈善的本质,在国际上理应受到诸多的质疑.     

美国对巴基斯坦发展援助新战略评估

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对巴基斯坦提供发展援助的新战略,在未来五年内将向巴基斯坦提供75亿美元非军事援助。该战略强调提升美国援助的影响力和可见度,重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国内能源、农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试图以此削弱巴基斯坦国内的反美情绪,获得巴基斯坦政府更多的反恐帮助,并防止宗教极端组织利用巴基斯坦威胁美国国土安全。该战略在美国国内争议不断,巴基斯坦各界反应不一,战略实施前景不明。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与美国冷战战略

秉承共和党传统理念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任伊始即确定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原则--"贸易而非援助",这一原则从一开始在美国政界就引起争议.随着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活跃,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第一届政府后期开始调整发展援助政策.一方面逐渐加大了发展援助在整个对外援助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诉诸国际多边援助体系,建立了国际开发协会,并将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拉丁美洲国家.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发展援助的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即稳定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政治盟友的主导地位,同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研究

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涵盖了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等类型,援助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经过实证分析,中国援助带动了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与巴基斯坦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巴基斯坦直接投资的增长,给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带来了切实的帮助,但这也容易让巴基斯坦形成对中国的“援助依赖”.巴基斯坦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和国际局势变化会影响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效果.共建“一带一路”之际,中国需适时调整对巴基斯坦的援助策略,努力打造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共享合作发展新成果.     

美国对非援助的影响及实质评价

对国家而言,对外援助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工具,关乎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对外援助的议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对外援助开始最早、水平最高、援助总额最多,援助对象领域分布最广,具有相当丰富的援助实践经验,研究意义重大。研究冷战后美国对非洲的援助,有利于充分认识"援助"这个议题的理论脉络和现实状况,最终为我国援助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渊源和经验教训。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

嵌入式援助是指一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利用本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优势把本国的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治理模式嵌入到受援国的治理架构中,重构受援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深度影响受援国治理议程和政策偏好为目标的援助形态。近年来,出于制衡中国崛起、利用太平洋岛国的独特地缘战略价值、护持太平洋霸权和扩展软实力影响的战略需要,美国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实施嵌入式援助,推动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实现战略耦合,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全政府协同、注重治理经验输出、依赖联盟网络、采用项目外包和嵌入领域广泛的特点。美国的嵌入式援助在本质上就是以柔性、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试图在大国竞争中以治理软实力塑造太平洋岛国的美国认知、治理结构与对外关系,维护其在太平洋岛国的话语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稳定由其主导的“印太秩序”。由于受到自身霸权相对衰落、部分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自主性增强等多重因素限制,未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成效将充满不确定性。     

建立健全衰退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探析

衰退产业既包括一些资源型产业,也包括传统产业,其出现带有普遍性。对衰退产业的调整援助是一个政策体系,其扶持政策,不是盲目地对落后产业的保护政策,而是使衰退产业重生和发展的促进性政策。衰退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对我国尤其是中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将衰退产业调整援助政策列入现有产业政策,建立专门管理机构,统一解决衰退产业问题。     

国际发展援助的新兴力量——以印度对外援助模式为分析视角

在过去的十年间,印度通过自身的规划与努力逐步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并在国际发展援助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印度模式。本文以印度国际发展援助理念为切入点,分析了印度以南亚为核心,非洲、亚洲为两翼的国际发展援助特点,在运用实证数据分析印度对外援助区域特点和战略诉求的基础上,比较了印度与中国在非洲发展援助的差异点,并对印度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组织的特点和对外援助模式进行总结与归纳。     

总体安全观视角下的中国援外战略分析

对外援助是一种柔性的外交政策工具,它能够为国家发展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支撑和道义支持,同时避免因使用政治、军事手段带来的冲突,在很多国家被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第三支柱。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要充分考虑由于崛起带来的安全压力和道义需求。在强化总体安全观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调整传统的援助战略,完善对外援助的国内制度体系,适度参与对外援助的国际协调体系,实现援助理念的与时俱进,为国家外交政策留下更灵活的行动空间。     

美国外交中的援助制裁行为

作为经济制裁的一种,援助制裁是援助国为了实现一定的对外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延缓、减少、终止援助,或者威胁采取上述措施以惩罚受援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而言,美国更倾向于使用援助制裁,其目的是使被制裁国按其意愿采取或改变政策。援助制裁还是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执行中,援助制裁却往往很难奏效。此外,援助国实施援助制裁的决心、目标国对援助的依赖程度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或抵消援助制裁的效果。     

应对地震灾害的社会工作的方法与开发——借鉴阪神淡路大地震、中越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的经验教训

日本3.11大地震后,各种专业组织、社会福利组织致力于灾后重建的社会工作,有力佐证了日本护理保险制度中的护理管理在震灾救援中的巨大威力。针对震灾的社会工作,需要注重以个人援助为主的护理管理,与以地域社会为主的网络相结合。在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方向上,需要社会工作把医疗和团队结合起来,通过加深相互之间的配合,建立在灾害医疗援助小组(DMAT)或日本医师会灾害医疗团队(JMAT)进行治疗后开展生活援助的机制。在社会工作中导入与灾害医疗援助小组同样的体系,平时就要培养好应对震灾的社会工作者。注重培养社会工作者应用现存的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动员、调动灾区以外地区的社会资源的能力。重建受灾者的社区,非常有必要保持并进一步强化以往的居民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区域综合援助中心,配有保健师、社会福利士(社会工作者)、主任护理经理。以区域综合援助中心为主来开展灾区和灾区以外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互相合作的"区域综合照顾"。在生活圈里重建各种组织机构的网络,社会工作者在各自的生活圈内,以地区的需求为基础,制定解决这些需求的计划,动员灾区居民参加,力求实现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机构的组织化,并在各种组织、机构的合作下进行实施推广,为社区复苏提供援助,促进地域社会中的各种组织的网络建设,从而形成地区的组织化。     

日本ODA地区结构变迁的中国因素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ODA战略布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减少了对传统援助对象东亚地区的集中投入,把重点投向地区扩展至"不稳定的弧形地带" (包括东亚、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本国利益.与受援国的联系、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国家间竞争为主的外部因素是影响一国对外援助行为的三重因素.中国既是日本ODA主要受援国之一,又独立自主地对外提供较大规模的援助.中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国国力和对外影响的显著提升,在日本ODA这轮调整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几点思考

本文在强调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振兴,从根本上取决于西部地区自身努力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家扶持和东部援助的主要方式,以期形成合力,实现西部社会经济的振兴.     

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地区分布实证分析

本文以定量分析的方式,研究了日本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地区分布的决定因素,发现日本驻华总领事馆的布局、日本对东北的历史情结等是最强的解释性变量.对华利民工程援助可以说是由日本驻华基层外交官员决策的国家慈善行为, 日本基层外交官员的部门利益和国家利益共伺决定了利民工程援助的地区分布.     

人道主义:解析与重建

西方人道主义具有人道思想和人道原则、现代社会意识形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三层含义.历史上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人道思想、人道原则和现代社会意识形式,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理想相结合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肯尼迪政府的"中国威胁论"与日美关系的演进

美国肯尼迪政府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 ,“中国威胁论”成为肯尼迪政府调整美日关系的基本动因。日本池田政府虽然在认识“中国威胁”的性质和程度问题上与美国不尽相同 ,但将“对美协调”作为处理日美关系的基本准则。日本制定《第二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承诺分担美国海外防卫经费 ,扩大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开发援助 ,表明其正在逐渐从依赖美国向弥补甚至在某些领域替代美国的方向转变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寻求外部援助的思想及其启迪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了"中国与世界不可分"这一重大事实,提出了"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的主张,强调了"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的重要意义。它给我们的启迪就是:政党成长壮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外部援助;事业成功有赖于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和寻求外部力量并重的方针政策;它为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和争取外部援助并重的方针政策。     

《驾驭朝鲜战争的人》编后

<正> 即将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驾驭朝鲜战争的人》一书,我有幸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作为第一读者,愿意将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规模最大的、带有国际性的一场局部战争。中国人民为了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和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一道,给予美国为首的十六国组成的“联合国     

澳大利亚援助：针对不同灾难给予不同援助

灾难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灾难的发生常常没有预兆,生命的损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社会和经济的损失则是惨重的。 与其他国家相比,某些国家对于灾难的准备要更充分一些,能够度过难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先进的技术、素质良好的公众,以上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灾难或把灾难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每当国际上出现紧急情况和灾难而呼吁救助时,澳大利亚人民总是慷慨解囊,2000——2001年,澳大利亚提供了1.07亿澳元,主要用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非洲,以帮助减轻这些地区人类因自然灾害、武装冲突、经济和政治危机而造成的损失。 澳大利亚政府对海外自然灾害作出快速反应已有很长历史了,主要依靠的是海外援助机构的专家以及澳大利亚国防部队的紧急应变能力。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与本国驻外援助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为海外援助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联合国和红十字会以资金形式为澳大利亚及其海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提供额外支持。然而援助工作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正在改变的气候模式与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贫困人口相互作用,给越来越多的人们带来灾难。澳大利亚的援助计划不仅针对自然灾害,而且还要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和社会动乱,不断增加的新问题对援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旨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