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新疆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婚礼仪式中的文化象征

约占全国面积的六分之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幅员辽阔，古称“西域”，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全疆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47个民族成份。横跨自治区中央的天山山脉将新疆分为自然景色各异，风貌迥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天山南麓俗称南疆，坐落于南疆最南端的和田，古称“于阗”，和田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全地区总人口约150万，其中维吾尔族就占到了97％以上。     

也谈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

“花儿”,是对流行于西北地区的一类汉语民歌的统称。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间交往的不断发展,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柯先生在他的《论藏族文化对花儿的影响》一文(详见《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中,从花儿的产生、音调、语法结构、词汇、比兴手法等方面论述了藏族文化对花儿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涉及了花儿的流行地区和民族等。然而拜读全文,觉得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现述拙见,恳请指正。     

“花儿”小议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宁夏、甘肃、青海三省(区)广大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深受人民喜爱。这些地区的群众,不但经常在田野里用高亢、清脆、嘹亮的歌喉漫唱“花儿”,而且在每年端阳节前后,夏收大忙之前,还有召开大大小小的“花儿”演唱会的习惯。这种民间“花儿”会,小的人数一般在四、五千左右,大的竟达数万之多。例如,甘肃莲花山、青海瞿昙寺“花儿”盛会,多达四、五万人以上。由于“花儿”流传的地区不同,因而语言风格、音乐曲调和演唱形式也逐渐形成了若干不同     

“河州才女”冯岩--记东乡族第一位女作家冯岩

作为甘肃省人口较少民族东乡族的第一位女作家，冯岩不仅对民族文化情有独钟，还对中国“花儿”格外关注，同时对“办报育人”倾心倾力。冯岩的文学成就曾得到省内外许多知名评论家、文学前辈们的褒奖和肯定，她与汪玉良、马自祥三人一起被称为“东乡族文学的三驾马车”。不久前，她的散文集《西部之恋》荣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边界表达与可行路径——基于民族地区4省12个乡镇的调查

基于2022年8—10月在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2个乡镇开展的“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调查所收集的935份农户调查问卷,以及针对部分农牧民、村干部、乡镇和县级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资料,在综合考察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认知和理解基础上,借助实地调研案例深度呈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多维现实表征,重构建立在增长主义视域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实践的逻辑,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表达与边界约束,最后提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可行路径,冀求突破“增长的胜利”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标准路径”。     

花儿花儿

花儿花儿文／屈文摄影／胡宪国赵文广张学会“花儿”悠扬、牵心动肠的旋律千百年来成为中国西北汉族、回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藏族等各族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不仅如此，“花儿”还跨越国界，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花儿”文化跨时空谈花儿...     

青海花儿曲令风格与多民族文化关系浅议

青海东部河湟流域是青海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最为活跃的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 ,产生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 ,青海“花儿”曲令风格的形成 ,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     

牙含章花儿著述校稿——花儿再序

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51页、178页上的内容提示，及牙含章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初版《花儿集》扉页、第89页、90页、113页、120页、148页、151页、178页、181页、199页上的批注及标示，对牙含章先生的原著进行了校勘复原。对《花儿再序》一文，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有数处提示，牙含章先生也有明确批注；《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原文录入，这两部分内容很清楚，校勘原稿时容易确定。关于牙含章先生寄给张亚雄先生的100多首花儿，按照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点明的：“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的提示进行复原。其中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5部分，有72首，加牙含章先生标示的“杏花二月天”10首，合计82首。这部分是清楚的。就是《野花儿》部分，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只是点了题目，没有指示具体内容。只能推测复原。根据牙含章先生“河州花儿多为男女对唱”的主张，以及《花儿集》下编花儿选中的“雄花和雌花”下“所录各首虽非对唱，但分写起来，可见风格”的括注，这部分男唱的14首、女唱的5首共19首，似为牙含章先生所搜集整理。另外，描写牙含章先生故乡和政太子山及河州一带的花儿18首疑为牙含章先生提供。这两部分合计37首。如此，明确的82首加上推测的37首。总数119首，约合张亚雄先生“冀达斋主白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之数。以上考证，详见拙文《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载于《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现将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整理研究方面的三部分著述的校勘稿发表于后。由于查阅有关史料的困难，复原稿一定存在误差。敬请方家教正。     

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评述

“花儿”现之于中国，或许有数千年的历史；“花儿”一词见之于中国，亦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然而“‘花儿’学史”之创立，却是近两年的事。     

始终坚持发展主题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

当前，要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以创新求实的精神，认真研究民族工作的新思路、新对策，不断强化民族工作的发展主题，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及其全过程。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新时期民族工作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建国以来，我们党通过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方针政策，使民族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相对落后，这…     

论甘肃民族地区特色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是当今经济领域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新兴产业之一。甘肃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就具有特别的意义。西部开发之际，各地区已将旅游业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甘肃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可开发潜力大，需要用大手笔做好旅游文章。     

为湘西自治州发展培养选拔好少数民族干部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集区，是武陵山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攻坚先行先试的主战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湘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抢抓机遇，加快实施湘西“五大建设”、建设“四个湘西”、实现“两个率先”，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确保2020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培养选拔好民族干部是关键。     

21世纪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1、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尚未突破“封闭”状态民族地区的职业发展普遍存在着盲目性和随意性，多数地区尚未形成自己的骨干产业系列，一些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或把握不住优势，或尚未形成开发格局。加之民族地区科技兴农意识不强，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发展经济存在投机性和随意性，职业教育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无所适从，职业学校尚未完成一个人才培养周期，进校时的某些“热门”职业技术，在学生尚未离校便已过时。2、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尚未形成服务网络政府统筹、教委牵头、部门联办曾经是发展职业…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保安族地区的贯彻落实

从保安族地区刚解放起,党的民族政策便得到贯彻、执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1949年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进驻大河家,保安族人民迎来了解放,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如保安族“花儿”所唱的：“扁石头翻身(者)见太阳,保安人盼来了解放;放开嗓子(者)花儿唱,心宽(者)好比个校场。”当六十二军开进大河家时,保安、东乡、回、汉、撒拉等族人民怀着喜悦的心情,张贴标语,燃放鞭炮,牵羊挂红,热烈欢迎解放军。     

浅谈“花儿”中的回族民俗

一、“花儿”发展的渊源 《诗经》之后，历朝历代多有搜民风之尚，一为反映底层民生、疾苦，二为通主事者视路，察情知变，三为养士子悯民之情、壮报国之志，意义深远，不言而喻。早在明代诗人高洪④就有“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之旬。在清朝时临洮诗人吴镇在他的组诗《我忆临洮好》中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之句，番女，即今日藏族女子。可见花儿当时在民问族际、区域范围已广为流传，古之文人骚客亦知其声动人，但终因其词句太过生活化、方言化、登不得殿堂，专为此著书立说者，至今未见。目前流传下来的花儿早期段子，多为长者口述言传。     

青海回族"花儿"的爱情观赏析

作为口承语言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花儿”是青海各个地区的回族人民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一种精神、生活文化 ,也是他们喜怒哀乐、爱情观、审美价值观等的真情表白。它具有深厚的艺术性 ,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青海回族“花儿”的描述 ,对他们的爱情观作一粗浅的表述 ,以期为今后的“花儿”研究奉献微薄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健康发展的“五位一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能否实现和保持健康发展在整个中国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有着特殊地位，亦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中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重要性。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视角展开论述，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平等团结、和谐稳定的政治前提，互补共生、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内核，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的社会机制，绿水青山、美丽家园的生态屏障，这些相互联系的层面共同决定着民族地区的健康发展。民族地区与国家、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均是局部与整体的有机关系，民族地区健康发展与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为保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河湟花儿神韵之文化观照

河湟花儿主要流传于甘肃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青海湟水一带，是汉、回、东乡、保安、撒拉、藏等民族用汉语演唱的民间歌谣，它反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传统花儿的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这是多数人将花儿称为“情歌”的原由）。除歌唱爱情的”情歌”以外，在一定程度上花儿反映精神文化、时代风貌以及一些社会问题和西北地区的风俗习惯等。     

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培养路径

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的培养,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共抗新冠疫情的现实需求,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更是促进全民健康和实现全民小康的时代使命。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培养出现“缺”“少”“空”的困难局面,究其原因,与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领域的复合性与边缘性以及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缺少特色性和前沿性等原因有关。完善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的培养路径,首当确立“一体双核多元”的人才培养理念,并通过“订单式”人才培养、校际联合等方式,不断探索民族地区医事卫生法治人才培养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