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开亲歌》与数学

《开亲歌》是苗族十二路酒歌中历史最长、篇幅最大、内容最多、流传最广的一路。它流传的中心地区是贵州黔东南的黄平、施秉、凯里等,这些地区几乎家喻户哓,无人不会唱。 数学几乎是伴随着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劳动而产生的。过去苗族同胞是如何应用数学的呢?在《开亲歌》一书中有一鳞半爪的反映。其一是歌棒上的刻木记数,其二为降聘礼过程中的算术四则运算。     

《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苗族古歌》的美学意蕴

［摘要］《苗族古歌》在苗族文化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其诗性的表达有着古歌独特的韵致。此外，古歌不仅是对苗族远古历史文化的记忆与传承，亦滋养着每一代苗族人的精神世界，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符号则构筑了苗族独特的文化世界。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评介

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吴一文、覃东平撰写的《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①是苗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具有以下特点:一、丰富周全的内容自苗族民间流传的古歌被“发现”的那天开始,它所蕴涵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就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从1896年苗族古歌第一次见诸文字记录到《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课题的立项(1996年),正好是一百年。可以说,《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出现,是一百年来的资料搜集和研究的积淀,是积大成之作。首先《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提到了英国传教士克拉克(Samuel.R Clarke)1896年在贵阳记录黄平苗族…     

“刻道”对文字产生的认识意义

苗族"刻道",汉译开亲歌,上面刻有27个符号。按照组合情况,分为独体与合体;按符号与实物的关系,又可分为指事与象形。它们对认识文字符号有重要意义:刻符是文字的源头之一,指事与象形两种造字法都是产生较早的造字法,文字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指事符号最早应该指具体的事物。     

“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苗族古歌·沿河西迁》中的祖先生活记忆探究

在文本叙述结构上,《苗族古歌·沿河西迁》从西迁之前、西迁途中和完成西迁三个方面记录了苗族祖先迁徙前后的内容。本文力图通过探讨"沿河西迁"古歌如何记忆祖先的生活,深描"沿河西迁"古歌所记忆的祭祀祖先的仪式,并从苗族民众对祖先的情感、对祖先根源的追寻和对祖先的认同来剖析"沿河西迁"古歌青睐于祖先生活记忆的原因。     

从《苗族古歌》看苗族先民的哲学思想

由贵州省民间文学组整理编选,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古歌》(以下简称《古歌》),是一部规模宏大的苗族民间史诗。《古歌》选自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区——我省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民间古歌,内容分四个大组,即“开天辟地”(开天辟地、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造日月);“枫木歌”(枫香树种、犁东耙西、栽枫香树、破枫香树、妹榜妹留、十二个蛋);“洪水滔天”(洪水滔天、兄妹结婚):“跋山涉水”,共十三首总约八千余行。它是在将解释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的零散线索,以“创世”过程贯穿,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映了苗族先民对天地形成、万物产生、人类起源、民族迁徒     

古歌——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一种口头传承形式

苗族古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习惯法研究的视角可分为神话类古歌、历史类古歌、诉讼类古歌和婚嫁类古歌四种.苗族古歌反映本民族传统法意识、独特的"议榔"制度、婚姻制度变迁及继承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真实记述了一些诉讼案件的过程,传递着丰富的习惯法文化信息,古歌与苗族其它口传作品在习惯法的传承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苗族古歌语言研究检讨

至今有关苗族古歌语言的研究成果极少,且集中在对某一方言苗族古歌中词汇的分析和探讨,没有对苗语各方言古歌的词汇进行整体上的比较和分析,更没有涉及古歌的语法、语音等方面。本文认为,把苗语三大方言的古歌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来全面考察古歌的语言现象及特点,并从历史语言学与音系学的角度出发,对苗族古歌的语言作系统的分析和深入的研究,这是苗族古歌语言研究将来的走向。     

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

以往学术界对＂苗族古歌＂的研究重在＂外部＂,诸如叙事艺术等＂内部研究＂几为空白。该文以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古歌通解》文本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形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     

苗族古歌唱者与听者探讨

苗族古歌是唱者之唱与听者之听的双向交流,苗族古歌唱者包含巴兑、东郎、褒牧、理老及歌师;苗族古歌由于其歌谣的听觉性从而其接受者多元,包含苗族民众、世间生物甚至鬼神与亡灵。     

论《苗族古歌》的神体系

《古歌》是一部苗族创世神话史诗。它反映了苗族童年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风貌。它记录了苗族初民塑造的一系列神的形象,并且围绕着“创造世界”工程,以自己独特的线索,把众神连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神体系。本文试图依据《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     

廪嘎人丧堂歌与古代薤露歌渊源考

秦汉以降,有关《阳阿》、《薤露》古歌的记载就消失了。尽管后人还创作了大量的《薤露》歌,但毕竟都只能算是后代文人的个人创作,而真正的《薤露》古歌却无从寻觅。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但田野调查材料证明这种古歌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穿越了两千多年的文化浸染,一直存在到今天。这就是武陵山腹地属于土家族一支的廪嘎人还在演唱的《丧堂歌》。     

历史叙事的口传范式——以苗族古歌为例

摘要：由于没有文字记载,苗族只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记录和叙述其艰难的迁徙史,因而演绎成为具有史诗性质的古歌。苗族古歌在内容和传承方式上均有特殊的神秘色彩,不仅具有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神话学、音乐学、美学价值,在教育、审美和娱乐等方面也有较高价值,其口传范式尤其引人注目。将苗族古歌置于历史的特定场域加以考察,思考口传史诗范式在苗族古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苗族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面貌,也可以为口传史诗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诗研究视野及研究维度。     

论苗族古歌繁荣的文化渊源

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是苗族先民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数量多,保存完整;而且篇幅大,内容丰富。在苗族文学遗产中,它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苗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财富。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苗族古歌主要有创世型古歌、婚姻型     

苗族古歌中的婚姻伦理与规则——以黔东南清水江苗族为例

苗族古歌作为一种神圣化叙事,其内容不仅仅反映了苗族历史的过程,而是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如在伦理规范和维系社会秩序等方面。苗族古歌中的婚姻伦理与规则既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还是苗族民众的生活理想。苗族古歌在一定程度上是苗族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对过去历史的集体记忆,但其作为“活态”口传艺术,最为核心的是在伦理、价值等方面对人们行为规范的影响。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

历史上,傈僳族没有文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傈僳族人采用了多种原始记事方法。根据记事所采用的基本原则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实物记事和符号记事两种。实物记事,即以实物来记录数字、决定、意见或感情,傈僳族使用石子、玉米等实物计数,并发展出了树叶信这一实物记事的最高形式。所谓符号记事,是以物件为符号标志或物件上做出一些符号,用以记事或传递信息。傈僳族的符号记事主要有结绳和刻木两类。结绳多用于记录数量、日期等,刻木则着重于记录契约。刻木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刻木信。20世纪20年代起,傈僳族地区出现了多种文字,原始记事方法逐渐消失,至今已不再使用。     

苗族古歌《开天辟地》哲学思想再研究

哲学工作者公认:哲学形成于奴隶社会。那么,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有没有特殊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来研究一下1979年5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苗族古歌》中的第一首《开天辟地》,颇有教益。在《开天辟地》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