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三泽玲尔先生否定屈原作《离骚》的五点理由

日本三泽玲尔先生在《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中(以下简称《考辨》),对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提出了怀疑和否定。这里,仅就《考辨》否定《离骚》为屈原所作提出的五点理由,谈一点看法。 《考辨》提出的第一点理由是,“《离骚》的主人公,不仅完全和传说中的屈原一样,处世态度清白廉洁,而且在不幸的命运支配下,反复预示自己的死,最后终于自沉汩罗,与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再论“两变”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张江明同志在《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载《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中仍然坚持“两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并对这个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再探讨”。对于张江明同志“再探讨”一文中一些主要观点,我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同张江明同志“再商榷”。不对之处,敬请张江明同志和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批评指正。 (一) 我认为,首先要把哲学问题同哲学命题区别开来。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短语,它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不是哲学判断。哲学基本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唯     

“雷电颂”与“暴风雨”

<正>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完成了史剧《屈原》。此剧一出现,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演出轰动了重庆山城。然而,个别好心朋友,都劝作者把“雷电颂”改为“天问”或别的场面。其理由是“雷电颂”与《李尔王》里的“暴风雨”场面“有平行”。甚至警告说:“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的劳役的”。这一建议,郭沫若并未采纳。但是,“雷电颂”与“暴风雨”是否“有平行”?对《屈原》与《李尔王》应当怎样看?“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郭沫若的史剧成就都是有益的。     

屈原出生年月日新考

屈原在《离骚》里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自清代以来,许多知名学者都曾根据这几句话来推算屈原出生的年月日,而结果却各不相同,至今并无定论。我近年来读了一点有关天文历法的著作,悟出了一点道理,觉得屈原的生年月日问题,有获得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故写成此文,盼能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教正。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屈原作品“沅湘”一词考释兼说《怀沙》与《离骚》的创作地点

学术界传统说法认为屈原作品中“沅湘”一词指的是沅水和湘水。而作者认为“沅湘”这一地名,不是指沅水和湘水,而是指屈原的被放地江湘会流处一带。屈原正是在这里创作了《怀沙》与《离骚》。     

关于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兼答廖化津先生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多数人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影响颇广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说,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屈原东行考》,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屈原政治思想倾向探源

屈原政治思想倾向探源车承瑞屈原的政治思想接近法家还是接近儒家，或德、法两家兼而有之，一直是古代文学领域探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据《史记》屈原本传中提到的“屈原造为宪令”一事，并联系屈赋《惜往日》中的“背法度而心治”、“国富强而法立兮”等诗句以及《离骚》...     

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兼与韩志国同志商榷

韩志国同志的《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质疑》(《学术研究》1985年第五期)一文,对这两个支配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的客观性提出了异议。作者探索真理的精神是可敬的,文中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作者得出结论说:“这两个‘规律’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却是令人难以同意的。本文仅就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客观存在着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以下简称“计划规律”)的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质疑》认为,斯大林所提出的两个规律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其实首先发现计划规律并初步揭示它发生作用的经济条件(即阐明其“理论前提”)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准备《共产党宣言》时,恩格斯就指出过,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出,在未来社会中,“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     

关于屈原与楚王的姓氏及其它

屈原和楚王的姓氏问题,只要翻阅一下《史记》中的《楚世家》和《屈原列传》,不难看出他们原来都同姓“芈”(mǐ)而不姓屈和熊。然而在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刊上,对屈原与楚王的姓氏问题却产生了种种说法。有的说“屈原和楚王同宗不同姓”;有的提出“屈原和楚王同姓,而楚王却姓熊不姓屈,这是怎么回事”的问题,有的则解释说:“春秋时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食采于屈邑,遂以‘屈’为姓,成为楚王族三族之一”。说屈原的祖先“瑕”因封地“屈”而得姓是对的。但说楚武王熊通姓“熊”则不妥,把屈瑕也冠以“熊”姓就更离谱了。因为“熊”在当时并非楚王之姓,更不是屈瑕的原姓。关于楚族的来源及其     

也谈谈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与郑异凡同志商榷

郑异凡同志在《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下简称《若干问题》,见《世界历史》杂志1981年第1期)一文中,对布哈林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布哈林原来长期受批判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尤其是对布哈林的经济理论,作了相当精练的概括和独到的论述,读后深受启发。但是,对于文中基本否认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问题上犯过“半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并为“发财吧”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作辩护,甚至说苏联在1925年后的三、四年中所实行的是“布哈林模式”等等的论点,却不敢苟同,现就这几个问题将个人一些很不成熟的看法提出来与郑异凡同志商榷,并就教于其他同志。     

荆楚巫风与《九歌》

《九歌》乃是荆楚“巫祠”的舞曲,为巫、觋娱神、降神之际,歌舞以乐神者,但历代学者对之解说则多有分歧。本文作者既不同意脱离荆楚巫风的文化环境来抽空理解《九歌》,亦不同意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屈原的遭际来解说《九歌》,他坚持认力屈原不过是《九歌》的搜集整理者。据此,作者对《九歌》诸章从结构体系进行分析考证,认为它是一完整的“巫祠”体系组曲。     

《东郭外传》鼓词的作者问题

解放前上海世界书局排印的《聊斋全集》收有鼓词七种。《聊斋全集》的材料的提供人路大荒先生,在解放后对这七种鼓词的作者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在《<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一文中,他认为《问天词》、《东郭外传》和《孔夫子鼓儿词》三种,“作者的姓氏或流传有自,或见于记载和志书,班班可考,不容任意拉扯,更不应硬说是蒲氏的作品;另外《逃学传》等四种,“不见于碑阴著作表,行述行略,更没有说到有鼓词一类的著作”,把它们加于蒲松龄的名下,是值得怀疑的。关于《东郭外传》的作者问题,路先生列举了两种说法:一是清乾隆时人曾衍     

屈原职业考

屈原的职业是什么?笔者认为屈原的职业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根据如下: 一、“三闾大夫”考王逸《离骚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何谓“三闾”?闻一多《天问疏证》“环闾穿社”注云:《管子·轻重戊篇》:“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案析言之,社、闾有土木之分;混言之,闾即社。《史记·封禅     

《招魂》作者补证

关于《招魂》的作者问题,向有二说:一种观点认为,《招魂》系屈原所作。首倡此说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里虽未明言,但他把《招魂》置于三篇屈作的中间,并称“悲其志”,可见是视为屈原之作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招魂》系宋玉之作。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评许笃仁的《楚辞识疑》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与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之书又由中华书局再版,改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此书流行于海外,近些年来被有的外国汉学家,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是何“提出‘屈原=淮南王刘安’的见解”。我想,这果真是何天行提出来的吗?经过一些时间,在查其它资料的同时,终于查到一九三五年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面刊登有一篇署名为许笃仁写的文章——《楚辞识疑》。此文的第一部     

苗语与楚语——兼答夏剑钦同志

《屈原族别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在《学术月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魏鸣泉同志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述略》中指出,关于屈原的族别问题,“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探索。这个问题的提出,无疑也是对那种以汉民族文学史代替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史的历史偏见是一个大胆的挑战!”(见《民族文学研究》八一年一、二合期)。既是挑战,必有应战。继夏剑钦在《江汉论坛》八二年第四期发表的《也谈屈原的族别——与龙海清、龙文玉同志商榷》之后,《吉首大学学报》八二年第二期又发表了署名为吴广平、张伯传的文章《屈原不是少数民族》(以下简称《不是》),对我们的论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明辨是非,我们分别写了一组文章,逐个问题释疑和反驳,在八二年第六期的《求索》发表的《苗族与楚族》文中,重申了“高阳”不是黄帝的“孙子”,屈原不是“毕族”的观点,并且说明楚族和苗族是一个民族的两个称呼,从族源上论证屈原是苗族,虽不指名,也算是对夏、吴、张等同志的一个回答。本文想从语言的角度,与夏、吴、张等同志讨论,并进一步阐述我们的观点。《不是》文中说：“《初探》说在汉、苗语中同音同义,这只能看成是一种巧合,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苗语的汉字音读。”这种“巧合论”我们不同意,以下拟广列代证,从多方面说明。     

《卜居》《渔父》作者考辩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