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鲁迅《孤独者》细读

“我”既不是S城人或寒石山村民一般的庸众，也不是魏连殳那样的“古怪”与“异类”。魏连殳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二人虽然交往认识，但精神个性迥然有别，不宜视为同一类型的人物。对《孤独者》的文本细读再次呈现了鲁迅作为精通人性心理的文学大师的形象。     

“互文性”视阈下的《孤独者》的想象空间

《孤独者》是一篇内涵很丰富的小说,在“互文”的研读视野中,文本内三个人物的“孤独”命运形成互文式循环：魏连殳与鲁迅其他小说的人物构成了互文式“孤独者”谱系;《孤独者》对“魏晋名士”、“零余者”这两个前文本进行了互文利用;文本中关于“孩子”话题的讨论与鲁迅“孩童观”发生了互文引证。在共时和历时的网络体系中,在此文本与他文本、文本和文化语境的相互指涉和映射下,建构起多维度的语言形象、文本语义结构、互文符号范式。     

《孤独者》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象征

《孤独者》的“我”告别魏连殳尸体的情节位于小说结尾处,过去的研究仅把它视为写实性的对一种悲剧后果的呈现。这其实是全篇点明主题的最主要象征,其原型来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所写查拉图斯特拉背走绳演员的尸体下山。两个作品的情节模式高度相似,寓意结构相同。《孤独者》与《野草》中《影的告别》《墓碣文》等作品一样,都是把所表现人物的部分自我象征化,并且戏剧性地展开人物与自我化身之间的对话和潜对话。《孤独者》在艺术整体上有着安特莱夫式的写实与象征相调和的特征。     

兵何时由器及人?

工农商学兵。今日言兵,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人——战士,而古代兵的字义是指兵器、军械。兵何时由器及人呢?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做过考证。他说:“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何谓“五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弓、矛戈、戟是兵器,殳也是一种古代的兵器。所以《左传》中的“踊跃用兵”、“无以铸兵”,都是指兵器。直到《史记》,才有“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     

《彷徨》:灵府剖析

1923年前后,鲁迅承载着社会演进、家庭变故、精神重构的多重震荡,在执着与彷徨的交织中寻找新的方向。启蒙对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究竟有多大,民众是否只是启蒙的对象,启蒙者自身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兄弟情、恋情能否经得住考验,人性深层潜含着多少难以把握的原欲,等等,鲁迅在沿着启蒙的道路继续前行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沉思,《彷徨》浸透着精神剖析的冷峻。《祝福》与《离婚》,不同于一般的农村题材作品,前者侧重表现祥林嫂的精神痛苦,后者集中刻画爱姑的性格矛盾,这种着眼点正好反映出《彷徨》的整体旨趣。《在酒楼上》的深刻之处,不止于写出了社会演进中知识分子的变化,而且在于对变化的辩证思索。《孤独者》写出了魏连殳的抗争与倔强、无奈与妥协、自戕式的放浪形骸与偏激的盲目复仇。《幸福的家庭》像是一幅炭笔勾勒的讽刺漫画,俏皮热辣而直逼现实;《伤逝》则犹如一支幽邃哀婉的变调小夜曲,深沉隽永,对新式青年的精神剖析乃至爱情与超乎爱情之上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思考,独标一帜、超群出众。     

快·准·狠·韧——学习鲁迅杂文创作的战斗传统

杂文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是投向国内外反动派的投枪和匕首,因而它也成了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对象。鲁迅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就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不仅记录了二、三十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程,而且总结了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鲁迅为战斗而创作的杂文,名副其实地是那个时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光辉史诗。“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作为主要的战斗武器,是由于它“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     

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之比较

曹万生在同题论文(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3期)中对比探讨了郁达夫与何其芳创作母题中的“孤独”、“爱情”和“死亡意识”。作者指出:“郁达夫孤独的痛苦,最深刻地揭示出五四文学的精髓:个性主义思潮的勃起。”而后起的何其芳的“孤独”则“更靠近现代主义思潮”。关于“爱情”,“郁达夫侧重对肉美的追求,体现出颓废派的大胆暴露;何     

学习鲁迅 深入批孔——重读《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坚韌不拔,大呼前进,向着两千多年奴役人民的虚伪反动的孔孟之道进行了英勇的冲击。正如《人民日报》五月四日题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的社论中指出的:“当年文化新軍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掌握了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以后,把对孔家店的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鲁迅是个榜样。”结合学习社論精神,重读《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     

论《离婚》——兼谈传统与“拿来”

<正> 漫步在鲁迅小说的人物画廊里,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异彩纷呈,璀璨生光的世界。那么多“熟悉的陌生人”争着向你招手:从狂人到魏连殳,从闰土到阿Q,从单四嫂子到子君,从赵太爷到高老夫子,这些形象都是真实的、新颖的、独创的、激动人心的。当我们走到画廊的尽头,便很自然地遇到一位“瞪着眼”,有“两只钩刀样的脚”的农村妇女,她就是《离婚》里的爱姑。爱姑有自己的特色,她不象单四嫂子那样善良、懦弱而带点     

从《伤逝》看鲁迅的爱情观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的爱情小说,写于1925年10月。在这部小说中,鲁迅先生以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作思想武器向封建婚姻和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个性主义的脆弱无力性则给予了一定的批评,提出了在当时超出一般论者认识的较为正确的爱情观。历来评述《伤逝》的文章,对于抨     

论鲁迅的人性观

以往人们视鲁迅为“阶级论”者,并常常将“阶级”与“人性”相对立,本文就此从“人性”的提倡、个性主义追求与个性解放思想、“阶级论”的内核等方面,论述了鲁迅思想观念的“人性”实质。     

鲁迅《故事新编》新论

鲁迅《故事新编》新论汪星明《故事新编》的创作跨越鲁迅创作的主要时期，历时十三年。这是一部孤愤抗世之作，它熔铸了作者杂文敏锐犀利的战斗锋芒，凝聚着《呐喊》、《彷徨》凝练地勾勒形象的功力，浸染着《野草》的孤独、荒诞感与绝不妥协的战斗激情。神话与传说，历史...     

从《出关》看鲁迅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鲁迅晚年,思想较前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前期的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在进化论的影响和启蒙主义的引导下,他坚定地走着“张个性”、“扬精神”的“立人”之路,艰难地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表现出了思想的深刻和战斗的坚定;晚年的鲁迅,则秉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表示接受与肯定.他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实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成为一个跨越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这一点,在其晚年所著历史小说《出关》中有着鲜明、具体的表现.     

幻想·破灭·求生——论《伤逝》的时代意义和子君的悲剧形象

在写完《孤独者》的第四天,鲁迅又完成了他《彷徨》中的另一篇描写知识分子的杰作《伤逝》。同写《孤独者》一样,作者没有说明这篇作品是从何时写起的,只注有“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毕”,但据说这篇小说是作者用     

对鲁迅两篇杂感的再认识

鲁迅《热风》中的两篇杂感——《五十六“来了”》和《五十九“圣武”》,是反映鲁迅五四时期思想状况的重要文章。许多同志对它发表过评论,其中尽管也有某些分歧以至争论,但在对鲁迅写作二文的主旨和意图的认识上,却大致相同,即认为:鲁迅在文中“热烈欢呼‘过激主义’来了”、“热情歌颂了列宁领导下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将“被反动派诬蔑为     

波特莱尔《秋之歌》与鲁迅《死火》之比较

鲁迅的老友许寿棠说：“我觉得他感到孤寂”。不错,鲁迅是孤独的。波特莱尔也是孤独的。他6岁时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波特莱尔觉得父亲被出卖了,母亲对他的爱校出卖了,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他这样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①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还写着：“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议得忧郁和消极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②然而孤独却远远包容不下这两颗敏感、深途的灵魂——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鲁迅“冷藏”着他的“清热”。他在《热风·题记》中这样写着：“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的确…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从“拿来主义”说开去——读书札记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有理有据地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崇洋媚外的文化政策——“送去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渗透的殖民政策——“送来主义”,响亮地提出了著名的“拿来主义”的战斗口号,并进一步指出了借鉴文艺遗产、创造无产阶级新文艺的正确途径。 长期以来,在如何看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两种极端的态度。复古主义配合封建主义反动政治的需要,竭力阻挡新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主张全盘继承文化遗产,企图把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作为“国粹”保存下来。鲁迅饶有风趣地痛击道:“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     

浅析30年代现代小品文的流变

现代小品文兴起于“五四”时期 ,中经 2 0年代的发展 ,进入 30年代便发生了流变 ,分化成三种类型 :幽默闲适“论语体”、激进战斗“匕首体”、孤独失落“独语体”。随着时代的巨变 ,对小品文的创作提出新的要求。“五四”时期小品文强调的“自我”、“个性”等主张 ,在国共关系破裂 ,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显然不合时宜。 30年代的中国外忧内患 ,时代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文学气候 ,小品文自然难以继续维持 2 0年代的发展态势 ,于是始从《语丝》发生流变。《语丝》被称为“小品文的王国” ,当时的鲁迅、周作人、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