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反思与新常态——对38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分析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社会治理到底应在哪些方面对已有社会管理实践经验予以继承和超越却较少有人系统回答。为此,以全国38个社会管理创新试点为样本,运用文本挖掘和文献分析法,发现社会管理创新集中在价值理念、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和政府职能整合机制三方面,在行政化推动、项目化运作、网格化管理、机构规模扩大、创新均衡性等方面问题突出。这些经验和问题是社会治理进入新常态的动力和提升方向。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进入实践创新的新常态,要正确界定和处理国家与社会的角色及关系,有效规避社会管理创新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策略的均衡性。     

网格化管理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机制探讨——基于苏州、佛山的案例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治理创新得到广泛推行。田野调研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实践形态,在实践中表现出“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与“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两种类型。“复合型的国家化网格”通过纵向科层资源的集中配置,将基层社会的扩大化治理事务纳入国家治理轨道,凸显了纵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嵌入型的社区化网格”基于社区本位逻辑,嵌入原有治理体系,并通过下沉治理单元,在社区内部塑造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显示出横向秩序整合的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网格化治理制度实践的差异受到地方治理情境的影响,其中治理需求对接机制、治理资源动员机制和治理主体选择机制是形塑网格化管理实践差异的重要机制。基于中观维度的分析路径有助于理解制度的差异化实践。     

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

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推行"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是创新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从实践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如信息收集难、稳控压力大、系统整合慢等,需要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平台体系创新等途径加以完善.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网格化管理与基层维稳机制创新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中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依托网格化管理,积极推进基层维稳机制创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使基层维稳能力逐渐增强,社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社会治安状况明显改善,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应用,应该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基层维稳中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实现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与互为支撑,明确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维稳机制创新中的主要任务,加强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以提高基层维稳工作的成效,实现社会持续稳定。     

激发社区活力 实现城市化精细管理

创新社区治理,增强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功能,是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破解北京这一特大城市发展难题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北京市始终坚持把社区治理放到首都社会治理的大格局中研究和谋划,积极创新社区体制机制,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服务完善、管理民主、充满活力、和谐幸福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具体来说,要坚持做到“五个着力”。     

应急管理视角下网格员队伍建设研究——基于温州市瓯海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考察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温州市实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办法,是将城乡社区和街道划分成为单元网格,并由网格员进行基层服务管理,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网格员作为离群众最近的基层工作人员,不仅对社区网格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应急管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尝试在应急管理视角下探讨温州市瓯海区网格化管理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的基本路径研究。     

关于对枣庄市中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

为有效实现社会治理工作的区域网格化、服务一体化和管理精细化,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提高群众满意度,枣庄 市市中区于2014年在枣庄市率先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并将其作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作为提升社会 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本文从市中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实际出发,总结归纳出了 “5+4”（“五项措施”、“四项机制”） 的主要做法和成果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市中区实际和先进经验,分析了对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和启示。     

新媒体视域下的社区管理创新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部署。创新社区管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新媒体的视角切入,结合当前社区管理现状,深入剖析新媒体时代社区管理所面临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可供借鉴的创新路径。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与社会工作者的使命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遏止农村社区衰落走势、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需要,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必须破解体制、资源配置、农村公民社会发展、社区公共性社会资本匮乏、农村社区空心化和治理人才短缺方面的难题。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社会工作者肩负以下四方面的使命:一是发展社区民主,推动平等、公正的参与社区治理格局的形成;二是开展公民教育,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和参与治理行动的能力;三是协助农村社会组织成长,为社区治理创新搭建组织平台;四是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社区的合作与信任的社会关系,重塑基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新型社会团结。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经验反思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要议题,反思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治理中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和经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灾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为背景,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进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分析框架,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视角;继而从介入前提、组织载体、参与主体、实施路径和成效评估五个方面呈现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经验实践.最后,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价值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管控”与“自治”双重向度的现实困境。面对社会结构多元化、居民需求异质化的现状,城市社区推行“微治理”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通过发挥多元协作、降缩单元、利益联结、赋权增能等机理优势,“微治理”有效弥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越位”及社会“缺位”的不足,实现了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差异化、扁平化和高效化,促进了社区参与氛围的营造及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几个理论问题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是不同治理主体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化社会治理结构。主体共建、多元共治和全民共享是其核心要义和精髓。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具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中,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理思想而进行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是其形成的理论逻辑;从单一政府管理到多元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社会治理诉求的新变化新要求是其形成的实践逻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从价值、主体、关系、制度以及方法论等多个维度同步开展。     

迈向服务型的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组织化

如何实现社区的善治,重建社区生活共同体,成为当前政府、社会、高校等各界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由于当前社区类型的多样化、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社区公共事务冷漠化等社区“碎片化”问题,社区治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更显重要和紧迫。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视角,以社会的再组织化为路径,通过形塑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发展新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构建建立新社会服务体系等,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深度整合,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形成一种协调、整合、分工、合作的治理格局。新的治理方式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社区公平实现的可能,并最终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目标。     

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体现党和政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理论层面的一个大跃升。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治理的内涵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对改进治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选择。重建社会资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应从政府、社会、公民三种角度入手,即建立廉价服务型政府,重建政府信任;社会力量的自我革新;一种价值文化的重新树立。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社区检察 职能对警务工作的影响

社会管理创新本质是在新旧社会管理模式交替过程中对社会管理方式与机制的不断尝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既是其履行职责的重要内容、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领域,也是其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在社会管理理念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检察机关理应积极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关口前移、开展源头治理的社会管理理念,尤其注重基层社区检察职能的发挥,以破窗理论为视角,拓展工作领域,把对犯罪的微观控制融入进社区环境的治理以及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上,有效地采用刚柔并济的社会管理措施,充分发挥基层检察室对社区警务工作的影响与功能。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在农村社区急剧转型,农村社会依然弱势并不断衍生新的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实务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及其居民、保持农村社会有序稳定、推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福建省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基于阳春社区案例的分析

提出了社区社会治理创新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的论断,总结了福安市阳春社区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的经验,分析了该创新模式存在的问题,并在参考国内其他地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阳春社区社会管理模式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