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的"本位"问题

文学史的"本位"问题,关涉到文学史的学科性质.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时代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纬"的体例结构之所以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结构模式符合文学史自身的性质--文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科内涵.     

论文学流派

文学流派的概念、形成与命名关于文学流派的形成,尚无统一的认识和理解。从中外文学的史实看,一般说,凡是文学主张和艺术风格相同或相近的作家,不论他们是否组成文学团体,都可以划为一个文学流派。但应该注意: 第一,任何时代的文学流派必须拥有一批作家,经历一个过程,产生一定影响。并非三五成群,以文会友,印出刊物,发表作品,就可以形成文学流派。第二,任何时代的文学流派,必须所有作家有大体一致的文学主张和大致相同的艺术风格。在当代,由于作家的政治信仰与思想倾向一般没有分歧,文学主张也大体相同,构成文学流派就更要以艺术风格的大体一致,作为决定的因素。第三,任何时代的文学流派必须在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若干影响,获得社会的公认。今天的研究者要坚持历史观点,决不能主观臆断,任意拼凑流派,改写历史。从文学流派的概念看,文学流派的形成大体通过三条渠道:     

知识·权力·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

文学史是一种知识,它的撰写与生产是权力运作的一个结果.知识-权力的关系是多重的,而且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叙事权力对经验事实的原始关注,作为知识的文学史,还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重建文学秩序,确立文学史知识范畴和价值标准.因而,几乎很少有一个作家或批评家完全按照"中性"材料来叙述文学的事实,他们在强调所认同的某一文学价值时,潜意识中总希望自己的判断能被他人所接受.文学叙事,即构成了对一种权力普遍性的寻求.     

地域文学史研究刍议暨山东文学流变研究例试

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分支 ,地域文学史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地域范围的确立 ,当以一级政区主体的“省”为适宜。二是内容的界定 ,则包括本籍贯人士、虽非本籍但较长时期在此生活并有创作活动的作家、作品以本地为主要空间背景的三部分。最后是建构范式的选择 ,应以主流作家作品为主 ,排除一味在数量上求多求全的倾向 ,而在地域自然人文诸环境因素的观照下 ,揭示文学的演进嬗变流程及地方特色。驿路文化与作家作品的关系、济南诗派、族群作家则是明代山东文学中的特色景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外延与内涵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在内涵上我们过去一般把它理解为五个层次,或五个基本要素,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社团、作家作品。其中作家作品中又包括四大文学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外延一般理解为研究范围,就文学时期而言,是指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的文学,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期内研究上述五个层次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辅导提纲

一、了解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意义和水平的编写特点。专升本的学员为什么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后又要开设“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课程呢？学习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所谓文学流派，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些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上相近或类似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有一定的群体结构，创作显示出共同的特征，于是形成了文学流派。这种文学流派一方面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有独特风格的众多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审美倾向的总体面貌。正因为文学流派…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也论地域文学史学的架构基础和范畴界定——以六朝沂蒙文学为主例

空间维度不是地域文学史编写的重要的衡量尺度,重要的衡量尺度应是这一地域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地域文学具有地域性和超地域性的特点,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延续性,某地域文学应当包括描写内容与该地域风土人情相关的外籍作家和土生土长的作家及其作品。地域文学史的编写要坚持文学本位和作家本位的统一。     

文学史命名与写作中的历史思维反思

从文学史的命名到写作,文学史中的历史思维一直左右着文学思维,历史一直作为文学的线索思路,研究方法,切割依据甚至对应形式而存在,而对文学本身的感悟力,想象力,审美力却强调不足。文学史中文学感的缺失是当前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当前洪子诚及陈思和的文学史写作中仍然没有突破历史思维建立起真正的文学思维。文学史写作中应以人怎样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为总主题,以提高人的文学感悟力,想象力和审美力为总目标．以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为总方向,以生态的而非进化的观照为总思路来建构文学思维。     

《中国文学史》简介

由方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辽宋夏金元卷”、“明清卷”）于2013年12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该书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该书论述务求简洁,不作过度分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力求不遗漏任何重要知识点,凡是文学史上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流派,都有准确而简洁的解释。对于作家、作品、流派的评价,既强调有独立的见解,同时又尽量简明罗列重要的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语言简洁、朴素。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文化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文艺复兴,即"白银时代",是俄罗斯现代文化兴起的时代.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在同期的文艺复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出众多的文学流派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敦煌文学编年史相关问题讨论

编年体文学著作,以年代为纲,可以把此年的作家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流、重要文学活动等一一呈现,全面、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面貌。敦煌文学编年,要根据其特点进行。对传世经典文学作品,只对其抄写时间进行考证,以说明它们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境。文人的创作,作者可考,但具体创作时间无法确定,则系于该作者的卒年。作者生卒年无法考定,而其进士及第或活动的大致时间可考者,系于可考之年。作者生平不可考者,可根据内容推测其大致时代。抄写时间可考者,系于抄写时间,相当于后世的作品发表时间。敦煌讲唱文学,既难考作者,也无法考订创作时间,根据内容考定其大致产生时代以及写本的抄写时间。文学活动的编年,主要指文人交往、文学仪式、作品汇集等时间的考定。对敦煌文学写本的编辑或抄写时间的考定,要采用多种综合方式,如根据避讳字考定,根据内容判断其创作的大致年代,运用系连法,包括写本群系连法和字体归类系连法等方法进行判断。由相互联系的多个文学写本构成的写本群,是考定抄写时间新的切入点。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     

袁宏道文学观的哲学根据

任何一个文学流派,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超越其时代,不能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整个文化背景。作为时代灵魂的哲学,对文学流派和作家或正或负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以往研究公安派的文学观,一般只局限于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领域之内;偶或涉及其它领域,也多是蜻蜓点水式的,均未触及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透视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的文学观,剖析其宏阔深厚的内涵,以期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语境“同一”与视角“差异”——论“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关系

“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 的“同一”与“差异”均表现在二者之间的“时间关系”与“空间关系” 两方面。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的“时间关系”应当理解为:风格的群体性呈现流派的存在,而群体性风格的思想倾向则表现为思潮或在思潮影响下产生。整体上,文学思潮在发生学意义上是先于文学流派,而文学流派又以“风格群体”的生成过程再现了一种文学思潮发生的全部过程。文学思潮在其生成过程里,其作为承载或表征社会精神文化具体走向的一个因素,它总是或多或少与生发之时的时代的政治、经济及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存在着联系。文学流派的生发及其“特异性”是与各主体之间“学养相同”、对“区域文化”的认同和“个性同一性”等因素关联在一起。     

文学构思中的理智与艺术直觉

文学构思的过程，是作家的各种心理能力和谐统一、协同活动的过程。以感知为基础，以想象、直觉为手段，以情感为动力，以思索、理智为灵魂，这是文学构思心理活动的结构形态。由于创作心理结构和创作习惯的不同，精心编写提纲的作家在构思时以理智见长，不写提纲或根本不构思的作家，则以直觉取胜。探讨这两类作家构思时心理活动的差别，有助于进一步揭开文学创作的奥秘，这对繁荣我们的创作是有帮助的。     

“发现”与“重铸”:雷达文学批评的灵魂

正雷达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当代文学评论家,正如作家朱向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始终"旋转在当代文学的天空中",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检测者。他在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能发出情理俱佳、科学公正的批评声音。比如,1987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雷达先生的一篇"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论文",名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编者言:"雷达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才是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可作一家之言。"这篇文章中,雷达先生